無論是英國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俄羅斯的普京，還是香港特區的「好打得」，不少人習慣把強勢施政與良政善治劃上等號。尤其是世局混亂、面臨危機之時，人民總渴望強人橫空出世拯救世界。牛津大學名譽政治學教授 Archie Brown 的「強勢領導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Age）」，總結近百年世界各地政治領袖的經驗，指出這種強人崇拜只是一種迷思，強不一定好，讀者或可從書中管窺管治之道。
「強勢」領導指領袖將權力集中於一己之手，設法凌駕並支配同僚，越過民意、反對派的限制，按自己意見作出重大決定，主導政策走向與形勢發展。Brown 指出，單純以強弱區分不同的政治領導，未免過於簡化。在政策決定過程中，盲目的強勢不代表一切，道德操守、聰明才智、合作、表達能力等要素，對施政好壞同樣重要。
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政治人物塑造的強勢形象與現實存在落差，強勢的政治領袖有時亦需向現實低頭、尋求支持。即使強如戴卓爾夫人，也因內閣成員倒戈而被趕下台，強勢領導只是塑造出來的神話。同時，銅幣的另一面，在強勢領袖鞏固權力的時候，每每以黨內成員的犧牲為代價。
相對於強勢領導，集體領導無疑是一種更好的施政模式，不管是獨裁、威權還是民主政體皆然。始終國事繁忙，當單一領袖需要負責處理的決定愈多，其用於思考政策、衡量利弊的時間只會愈少，出現問題的可能性就會愈高。而且集體領導有利互相制衡，堵塞政策的不足與漏洞，讓領導層作出最適切的抉擇。
對比以強弱為標準，作者更傾向以「有效」作為標準判斷政治領袖的成就。「有效」是指幫助團體設置並實現共同目標。在民主政體，「有效」領導就是幫助政黨贏得選舉選票、奪取執政大權，並在執政後幫助政黨落實主張。優秀的政治領袖其實不能用強勢、聰明等特質概括而論，而是要將其放進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細察其言行和決定，如何適切回應時代需求。
不同的情況所需的領導風格和特質各異，不能一成不變，與其找尋強勢領導，倒不如追求開創型和轉變型領袖。開創型領袖指的是挑戰既定認知、重新定義政治的領袖人物，美國的小羅斯福就是一例。他因應 1930 年代的經濟蕭條推出的「新政（The New Deal）」，一改既定的政經體制，並擴大總統對外交政策的掌控權，改變時人對制度的認知。轉變型領袖則指推動體制改革的關鍵，從根本地重塑體制，例如戴高樂以雙首長制強化法國的民主體制、曼德拉帶領南非由少數白人統治轉型為民主國家等，均是箇中典範。
成功的開創型和轉變型領袖在歷史上也許並不常見，但能拓闊大眾對政治領袖的想像，不必局限於強弱等簡單標籤之上，繼續盲目追求所謂的強勢領導。其實，在犯錯失誤之時，勇於承認並修正政策才是善治之道。畢竟，人總會犯錯。「木剛則折，兵強則滅」。面對問題繼續一意孤行向前衝，將一切勸世良言視為施政障礙的強勢領導，結果只會「玉石俱焚」，遲早落得墮下懸崖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