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多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終獲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如今箭在弦上，只待總統杜林普大筆一揮，法案便即時生效。在國際政治的大棋局中，香港的地緣政治角色將產生怎樣的變化？會否走向論者所謂的「中美共治」新格局？實在令人深思。
值此之際，一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Michael Mandelbaum 的舊著「美國如何丟掉世界（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分析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成敗，對了解時局或有啟示。
作者主張，截至 2014 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史可大概分為 4 個時期，由 1789 年華盛頓就任至 1898 年美西戰爭，美國的外交政策尚在草創階段，焦點仍停留在本地之上。1898 年至 1945 年，美國開始步向國際，在一戰、二戰等舞台扮演大國角色。1945 至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全球兩極之一、西方世界秩序的舵手，左右世界潮流。在冷戰勝利後，直至 2014 年的後冷戰時期，則為第 4 階段。這階段美國國力鼎盛，傲視同儕，儼如世界霸主，但此時的外交政策卻鮮少成功，這一大反差就是此書探討的最重要主題。
Mandelbaum 認為，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議題是國家安全，需時刻防範蘇聯的滲透、影響，致力提升軍備實力，確保美國在世界的領先地位。步入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最特異之處是，毋須為維護自身生存而籌謀，能集中精力於「國家建設（nation-building）」之上。
美國圖藉外交政策、經濟政策、人道干預等多重手段，威迫利誘，著意改造中國、俄羅斯、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例如在 1992 年大選中，克林頓提出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狀況掛勾，並於當選後陸續將西藏、民運人士等條件加入其中，期望能改善當地人權，促使中國改革。
只是冷戰時期的成功，令美國產生錯覺，認為西方體制及自由市場思想優越並世界通行，能移植海外，而美國肩負傳教士的重任，需積極向外散播文明種子，推動落後社會的改革。其用心雖好，但過度高估其他國家仿傚的可行性，如阿富汗、伊拉克等，縱使成功協助當地民眾推倒獨裁者，惟缺乏足夠的社會條件建立現代西式的公共體制，如社會結構、法治觀念尚未成熟等，結果功敗垂成。
美國國力雖名列前茅，但以其硬實力、軟實力，要同時間多邊作戰、貿然改造萬里以外的落後社會，亦難免力有不逮。在缺乏民主與自由市場之地，建立西式體制，無疑水泥地上種花。美國的軍事任務成功，政治任務方面，僅與中國建立交往渠道、助俄建立初步的自由市場等，成果明顯給比下去。與其採取積極的國家建設手段，作者建議，倒不如以文化體制、價值觀等「軟實力」施以影響，為改造提供協助、創造條件，吸引其他地方推行西方模式來得化算及實際。美國應擔當國際和平的守衛，確保世界秩序井然，多於成為個別國家內部結構的改造者。
隨著杜林普主政，美國的外交政策再為之一變，由國家建設轉為「美國優先」，只要利之所在，就不吝於捲入地緣政治角力之中。大國政治的遊戲重新抬頭，成為國際主流。美國的外交政策或邁向另一階段。在西式法治基礎穩固、文明程度高的香港，美國的外交政策會否重蹈覆轍？或是終獲成功？一切或許只是變局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