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抗爭，一直得到越南人遙距聲援，聲言要答謝香港當年收留越南船民，但原來香港人奮力捍衛的人權保障，同樣有賴當初越南船民的抗爭。美國歷史學家 Jana Lipman 研究發現，1990 年代越南船民多次在香港律師協助下維權，申請人身保護令，立下大量案例，在普通法下間接守護了香港的人權自由基石。
美國杜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Jana Lipman 指出，1975 年至 1997 年之間，香港曾經收容近 20 萬越南難民，他們為逃離越南共產黨統治，大多是乘坐殘破的船隻投奔怒海，絕大部分最終取得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難民庇護資格。
雖然當時正值中英談判，香港人為要受共產黨統治而人心惶惶，但對於同樣逃離共產政權的越南人，普遍香港人未有寄予太多同情。政府作安排成為越南船民第一收容港，卻把偷渡來港的中國人遣返回國，不但暴露出政策上的矛盾，亦令不少港人心生不忿。
1988 年港英政府實施「甄別政策」，所有抵港船民必須受到拘留，要先證明自己在越南受到政治迫害，否則將被視作經濟移民，沒有資格獲第三國的「難民庇護」，更要被遣返回越南。當時香港人耳熟能詳的「不漏洞拉」（bắt đầu từ nay）越南語廣播開場白，便是用以解釋這項甄別政策。
然而，甄別政策卻惹起侵犯人權的爭議，船民要長時間拘留等候甄別，或者等候遣返，很多人置生死於度外，以絕食和示威拒絕遣返安排。在 1989 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有越南船民為求得到同情，曾經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官員表示：「你可曾活在共產政權之下？看看天安門大屠殺吧！」但這樣的抗議最終似乎徒勞無功。
關乎香港未來的船民訴訟案
最吸引 Jana Lipman 注意的，是船民通過香港法庭的維權抗爭。其最近出版的著作 In Camps: Vietnamese Refugees, Asylum Seekers, and Repatriates 內提到，有部分船民在香港本地律師協助下入稟法院，控告港英政府的甄別政策侵犯人權，相關案例在 1990 年代多達數十宗。
1995 年，有香港律師採取新策略，援引西方法律原則，為原訴人申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以免他們遭無理下長期拘留。在其中一宗人身保護令申請中，3 個越南家庭被拘留超過 4 年，其代表的香港人權律師斥責拘留時間不合理，要求政府放人。
代表律師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不諱言，判決將對 1997 年後的「香港人未來公民自由」有深遠影響，假如判決站在港英政府一方，容許當局進行「無限期行政拘留」，這將會在法律上立下危險先例，難保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公民及經濟自由得到法律保障。時任香港大學法律系高級講師 Nihal Jayawickrama 向傳媒解釋，中國沒有人身保護令，「觀乎境外發生的一切，人身保護令應當是我們珍而重之地捍衛的東西」。
案件最終於 1996 年 3 月宣判，高等法院判越南船民勝訴，下令港英政府釋放超過 200 名越南船民。首席律師 Rob Brook 形容，這不僅是被拘留船民的勝利，也是香港人的一場勝仗。有了船民維權所立下的大量案例，人身保護令所賦予的人權保障，也在普通法下得以更臻完善。
執業大律師吳靄儀亦曾在 20 多年前公開撰文，闡釋越南船民權益如何關乎香港未來的公民自由，但不無諷刺的是，她本人連同 14 名民主派人士最近同遭大圍捕，被指控組織警方反對的遊行集會。Jana Lipman 揚言，昔日越南船民維權鞏固了香港人權法治，今日香港的抗爭也倒過來關乎到國際社會，早就成為捍衛人權自由的全球最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