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貝立棠
旅居倫敦的博士生
在宿舍附近，有一家新鮮蔬果檔，檔主是阿爾巴尼亞人。檔攤的蔬果比超市還要便宜得多，我每幾天就幫襯一次。初時，檔主都很熱情的跟我說一些我聽不明白的普通話，而我通常都沒有回應。有一次，我終究忍不住澄清其實我的母語不是普通話，他很驚訝問我不是中國來的嗎，我回應是香港，他好像恍然大悟，跟我說了一聲：「Konnichiwa（こんにちは）」。
這種哭笑不得的情況，經常都發生，特別在街邊的店員和小朋友，不過我也沒可能寄望他們會跟我說廣東話。遇到熱情的歐美人，也是笑笑擰頭就算，但遇到華人就更尷尬了。
即使是台灣人，對香港的認知也不算特別深刻。有一次派對上，遇到一位台灣檢察官，他一臉驚訝地問我香港中學上課會用廣東話的嗎，我說有些學校確實會，他說怎麼可能，我反問你們到了大學不是也繼續用普通話嗎，他說：「當然！」。然後轉過頭兒，問一位大陸人，為甚麼大陸人到香港要簽證，不是回歸了嗎。大陸人啞口無言了。
遇到大陸人，香港身份會敏感一點。同層有一位大陸人，會經常講「政經大事」，有一次他說自己聽得懂廣東話，表示略略知道我和朋友間的對話，然後沒兩句就透露自己是共產黨黨員；我倒是聽聽罷了，反正在倫敦通街都是共青團、共產黨黨員，沒甚麼好怕。遇到大馬人，也不見易溝通一些，他們大多都嚮往中國的機遇，覺得我千里迢迢到倫敦發展很奇怪。
不過，歷代的香港精英，為這個城市留下了不少文化和社會資本，熟悉香港、同情香港的人還是不少。
比較幸運的是，我的導師兼老闆是澳洲人，曾經在中大工作過一段時間，疫情前，每年從英國返回澳洲，通常都會在香港待一會兒做中途站。因此，他對香港算是有一定認識。他覺得香港是一個有趣、非常獨特的城市，中國儒家文化、西方現代文明、共產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不同的意識形態在拉扯。因為這種獨特性，他希望我思考香港的經驗對於世界來說，理論價值是甚麼，因為特別過分的例子，其經驗未必能應用在別的地方上。
在 6 月，倫敦有很多關於香港的活動，有莊梅岩的劇目「5 月 35 日」，有例行市集、實驗劇場、遊行示威。我也去了一個香港研究的研討會。會議上除了一班年輕港人匯報自己的研究，還有不少來自歐美的資深學者，整整 2 天，大家都圍繞香港這個城市作思辯，有人把香港聯繫到南非，有人借香港討論愛，有人討論聲音，有人思考法治。大家都在努力說香港的故事。
我不肯定像研討會的白人學者，又或者像澳洲老闆的人，究竟在世界上有多少個人。我相信只要各人繼續在自己崗位努力，寫作、演戲、設計、做生意，香港的故事便會流傳開去，就像雅典、佛羅倫斯沒落了，仍然在歷史書上留名。對，就只能這樣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