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xter Tse
「香港古事記」版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史學碩士，獨立歷史學者
講起香港歷史，對大部分人來說，石碑恐怕都不是首先會在腦內出現的文物，甚至對不少香港史學者來說，做研究時也不會想到以石碑為資料。但石碑在香港並不是罕見的東西，在絕大部分的廟內，或在新界不少山野鄉村之間都可以找到。而捐款碑是其中一種在香港最常見的石碑。
被遺忘的香港研究材料
甚麼是捐款碑？簡單來說，它們就是「眾籌報告」。當某個社區或鄉村的居民希望進行一個公共項目，例如修葺廟宇、興建橋樑，或者舉辦太平清醮，需要大量資金，便會發起籌款，希望區內的人，甚至區外的人可以慷慨解囊。事成之後，負責人便會將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銀碼刻在石碑上，以昭後世。這個做法由來已久，在香港，現存最古老的捐款碑，是元朗錦田高埔村的「高步橋碑」，記載當時村民集資興建高步橋的捐款名單。這塊石碑立於 1717 年，已經整整 3 個世紀有餘。
在歷史研究的角度，這些石碑記載的，是地區經濟的發展（如果人人都窮到死，誰有錢可以捐？），是社會風氣的轉變（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有女性捐款？），是地區政治的結果（捐款最多的群體，是否就擁有最大的話事權？），亦是社區與人際網絡的呈現（所以會有人向不同村落的建設都捐錢，也會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向同一個建設項目捐錢）。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香港早期，新界社區與世界各地的連結。
大埔村民的國際視野？
大埔汀角關帝廟內，有兩塊同樣立於 1785 年的石碑：「重修本廟題助碑」、「題助客碑」，前者記錄的是本地捐款，後者則是村外善長。這些石碑上的捐款，除了有當時常見的銅錢之外，有些人捐出的是「花邊員」，如「林葉菁助花邊拾員」。甚麼是花邊員（元）？按照一些學者的考證，18 至 19 世紀之間不少關於澳門的中、英、葡文記載中，都有提到「花邊幣」、「花邊錢」、「花錢」、「花邊銀」，是一些廣東人對西班牙／墨西哥銀元的稱呼。
當時在廣州與西洋各國之間的貿易，西班牙／墨西哥銀元基本上就是通用貨幣，如果石碑上的「花邊員」指的都是西班牙銀元，那麼就表示早在 17 世紀末，大埔的村民已經有參與這樣的貿易。而大埔顯然不是唯一的地區，在往後近 100 年內，香港不同地方的捐款石碑上都可以看到「銀元」或「花邊員」。在 1866 年香港造幣廠開始運作之前，我們或許都可以假設這些都是西班牙／墨西哥銀元。雖然在香港的人參與廣州對外貿易，已有上千年歷史，屬學界常識，但從這些石碑上，我們可以確實地看到「誰」參與了這些貿易，所以仍然是重要的資料。
最早的海外離散香港人
然而，到了 19 世紀，石碑上面顯示的，就不再只是在香港的人們與外國交往的線索，而是從香港遷移到外國的足跡。隨著香港殖民地對外交通愈來愈發達，加上東南亞、美洲、澳洲等地在黑奴被禁後，迫切需要從其他地方引入大量勞動力，吸引不少在香港新界（以及中國）的村民，為了擺脫新界人口膨脹造成的貧窮，經維多利亞城冒險前往新世界。我們可以從石碑上的記載，看到香港本土的海外僑居熱潮大概在 19 世紀中葉就開始，然後到了 1880 年代就有僑民賺到錢了。為甚麼？因為很多這類石碑，其實都會註明捐款者來自哪裡。
於是在 1884 年的西環「倡建魯班先師廟簽題工金芳名碑誌」，就刻有 22 個中國地名如番禺、香山、增城等，以及一位來自「𠵼加喇埠」者，即孟加拉。此人名盧進，祖籍「香邑」，即香山，很大機會就是本身來自香山者，曾經在香港居住過，後又轉移到孟加拉。他捐了「嘮啤拾員」、「婦伍員」，「嘮啤」顯然就是「盧比 Rupee」，但「婦」則難以斷定。筆者認為有機會是指 1840 年代之後，刻有維多利亞女皇頭像（婦）的盧比幣，希望各方高人指點。之後在 1887 年的元朗「重修八鄉古廟捐題碑」，有來自檀香山的捐款；1890 年油麻地「修天后聖母古廟碑記」有澳門；1895 年九龍城「廟道橋路碑記」有花旗金山埠（三藩市）、域多利埠（世上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的地方太多，難以辨認）、新嘉坡埠（新加坡）；到了 1896 年沙頭角山嘴村的「重建協天宮碑記」，全碑大部分捐款都來自海外，遍佈世界各地，包括加拿大、美國、巴拿馬、南美洲、澳洲等，足見山嘴村移居海外村民數量之多。
又一波移民潮
到海外打工的潮流，從 19 世紀一直延續到戰前。但觀察石碑時，不難發覺踏入戰後，另一種趨勢開始出現。位於西貢十四鄉輋下村，1958 年的「輋溪永樂橋碑」，幾乎全部捐款都是英鎊，而碑文亦寫明這些捐款者都是「桑梓僑胞」，也就是說，這些都是旅居英國的輋下村民。自此之後，由西貢糧船灣，到大埔林村、沙頭角蓮麻坑等，香港各處陸續也出現了由旅居英國的村民捐款至家鄉建設的石碑。在「打鼓嶺李屋村建橋築路捐助芳名碑」，甚至還出現「荷盾」，即荷蘭在改用歐元之前的法定貨幣。這又說明甚麼？
如前所述，19 世紀末到戰前的移民潮，與美洲、南洋、澳洲的勞力需求有關，所以前往英國和歐洲的人不多。但在戰後，形勢又有所變化。在戰後的新界，依靠農業維生愈來愈困難，更多村民開始思考離鄉別井到外地生活。英國在 40 至 70 年代間的國籍法例，對殖民地人民到英國工作和生活的條件相對寬鬆，於是吸引了很多新界的村民毅然前往，在英國各地從事餐館等不同工作。當英國逐漸飽和後，後來者又有一些跑到荷蘭去。這些人雖然已經離開了香港，在千里之遙的歐洲生活，但從未中斷與家鄉的聯繫，在需要的時候，仍然會匯款回來支持「留下來的人」。
篇幅所限，暫時不得不停在這裡。這些石碑可以告訴我們的資訊很多，是研究香港歷史的重要史料。雖然不同的前輩學者到曾嘗試整理和記錄這些石碑，但始終各自力量有限，仍然未整存。而同一時間，許多老舊的石碑在戶外飽受日曬雨淋（即使室內石碑也不見得很好），尤其是戰後水泥材質者，損壞、字跡模糊的情況愈來愈多，更顯保育和記錄的迫切。我們正在建立的「香港碑銘資料庫」，將收集許多未被記錄的戶外石碑，結合前輩學者已經取得的成果，希望在失去這些文物和史料之前，盡力留住新界社會在歷史洪流中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