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民形容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其中股市表現跑輸其他地區，在 11月底，台灣加權指數 31 年內首次超越香港恆生指數，而印度股市市值也有望超越香港。已故香港經濟學大師饒餘慶早在 1979 年，亦即中國才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就於 Asian Survey 發表研究，分析香港如何在 70 年代確立金融中心地位。
饒餘慶整合官方數據指，在整個 1970 年代，香港的國際銀行機構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的數量大幅增加。持牌銀行數目由 73 間增至 80 間，其中 46 家是在香港境外註冊的外國銀行；辦公室總數也由 362 間暴升到 851 間。另外，234 間註冊的接受存款公司，也有約一半是由外國商業銀行、商人銀行和投資公司設立的子公司或合資企業。而根據饒餘慶統計，1979 年世界前 100 家商業銀行中，約有 64 家以某種形式在香港運營。
香港當時已經是僅次於倫敦和紐約，擁有最多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地區。其時在此地經營的 101 家人壽保險公司中，有 59 家在國外註冊；227 家一般保險公司中，則有 110 家在海外註冊。許多知名的國際貨幣經紀人、證券公司和交易商在香港開設辦事處。1978 年 11 月，韓國電力公社在香港達成一筆總值 13.31 億美元的銀團貸款，牽涉共 40 家銀行，是當時香港單一最大的貸款組合；這類巨型貸款此前通常在倫敦或紐約籌資。
本地急速發展，加上政策和地理優勢
饒餘慶嘗試列舉 1970 年代，令香港踏上國際金融中心之路的一些關鍵優勢。首先，香港本地有全面的業務需求，當時區域經濟變得更加工業化和富裕，需要更加複雜和精密的金融服務，為一般本土金融機構所難提供，吸引眾多國際銀行和金融機構。加上香港位於亞太地區的中心，擁有優秀的交通和電信設施網絡，其時區位置和靈活的工作時間，使之能夠兼顧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中心的投資活動。
另外在財政上，香港擁有自由兌換市場、審慎的財政制度，稅率低且稅制簡單，以及相對穩定的貨幣。香港堅持「地域來源原則」，只有源自域內交易或由此衍生的收入才需納稅；而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就要確保資金能夠快速匯到其他地方。饒餘慶撰文之時，香港尚未行美元聯繫匯率，但港元幣值 100% 由多元化的外匯資產支持，在 70 年代貨幣大致穩定。政府量入為出的政策，也避免公共部門持續赤字，得以贏取投資者信心。
宏觀經濟上，香港在戰後建立了作為東亞主要商業、製造和航運中心的堅實聲譽。在 1966 至 1977 年期間，香港實際經濟以年均大約 8.2% 的速度增長，以 1966 年價格計算，香港的人均 GDP 從該年的 3,055 港元增加到 1977 年的 5,850 港元。儘管僅是世界地圖上一小點，香港在 1976 年的總外貿量計算卻能排在世界第 20 位。儘管有物價急劇上漲和失業的時期，本地總體上避免了「滯脹」的困擾，到 1978 年中通脹和失業率僅為 5% 和 3%。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日本、南韓和台灣等幾個東亞國家也錄得強勁經濟增長，為區域金融服務帶來機會。
地區局勢漸平穩，配以自由市場突圍
在 1970 年代，政府在房屋、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角色更加積極，香港未必再是自由放任的經濟體，但是除非有絕對必要，政府仍鮮有干預市場機制的政策。在金融領域，香港沒有繁瑣的規定，也不會對外國金融機構進行歧視或不必要的限制。在勞動市場方面，香港也大抵對外開放，沒有嚴格的就業規則；而在金融中心的形成初期，往往需要大量招募外國專家。饒餘慶認為，自由主義政策是令香港對手少有的一大優勢。
除了六七暴動外，香港的政治環境相對平靜。當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與英國以及香港之間的關係穩步改善，甚至變得友好，進一步減少香港社會的長期不確定性。中國尋求與西方和解時，即使越南戰爭仍在進行，整個地區顯然即將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
饒餘慶又列舉一些相對較小的因素，但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影響跨國金融機構的決定。其一，世界商業和金融的通用語言是英語，也是香港的官方語言。其二，殖民地的法律系統基於英國普通法，提供一個公平框架來解決合同爭端，保障私有財產。而到 1970 年代起，戰後主要集中在美洲和歐洲擴張的跨國銀行，開始將注意力轉向亞太市場；加上東亞主要城市的股市繁榮，為商業銀行的增長提供推動力。
而香港也誠如饒餘慶在 1979 年的分析，在 1980 和 1990 年代進一步確立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