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前,香港如何確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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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1 月的中環,已是銀行大樓林立。 圖片來源:Bettmann/Getty Images

近日,有網民形容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其中股市表現跑輸其他地區,在 11月底,台灣加權指數 31 年內首次超越香港恆生指數,而印度股市市值也有望超越香港。已故香港經濟學大師饒餘慶早在 1979 年,亦即中國才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就於 Asian Survey 發表研究,分析香港如何在 70 年代確立金融中心地位。

饒餘慶整合官方數據指,在整個 1970 年代,香港的國際銀行機構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的數量大幅增加。持牌銀行數目由 73 間增至 80 間,其中 46 家是在香港境外註冊的外國銀行;辦公室總數也由 362 間暴升到 851 間。另外,234 間註冊的接受存款公司,也有約一半是由外國商業銀行、商人銀行和投資公司設立的子公司或合資企業。而根據饒餘慶統計,1979 年世界前 100 家商業銀行中,約有 64 家以某種形式在香港運營。

香港當時已經是僅次於倫敦和紐約,擁有最多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地區。其時在此地經營的 101 家人壽保險公司中,有 59 家在國外註冊;227 家一般保險公司中,則有 110 家在海外註冊。許多知名的國際貨幣經紀人、證券公司和交易商在香港開設辦事處。1978 年 11 月,韓國電力公社在香港達成一筆總值 13.31 億美元的銀團貸款,牽涉共 40 家銀行,是當時香港單一最大的貸款組合;這類巨型貸款此前通常在倫敦或紐約籌資。

本地急速發展,加上政策和地理優勢

1990 年 4 月,時任港交所總裁袁天凡在場內留影。 Post Staff Photograph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饒餘慶嘗試列舉 1970 年代,令香港踏上國際金融中心之路的一些關鍵優勢。首先,香港本地有全面的業務需求,當時區域經濟變得更加工業化和富裕,需要更加複雜和精密的金融服務,為一般本土金融機構所難提供,吸引眾多國際銀行和金融機構。加上香港位於亞太地區的中心,擁有優秀的交通和電信設施網絡,其時區位置和靈活的工作時間,使之能夠兼顧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中心的投資活動。

另外在財政上,香港擁有自由兌換市場、審慎的財政制度,稅率低且稅制簡單,以及相對穩定的貨幣。香港堅持「地域來源原則」,只有源自域內交易或由此衍生的收入才需納稅;而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就要確保資金能夠快速匯到其他地方。饒餘慶撰文之時,香港尚未行美元聯繫匯率,但港元幣值 100% 由多元化的外匯資產支持,在 70 年代貨幣大致穩定。政府量入為出的政策,也避免公共部門持續赤字,得以贏取投資者信心。

宏觀經濟上,香港在戰後建立了作為東亞主要商業、製造和航運中心的堅實聲譽。在 1966 至 1977 年期間,香港實際經濟以年均大約 8.2% 的速度增長,以 1966 年價格計算,香港的人均 GDP 從該年的 3,055 港元增加到 1977 年的 5,850 港元。儘管僅是世界地圖上一小點,香港在 1976 年的總外貿量計算卻能排在世界第 20 位。儘管有物價急劇上漲和失業的時期,本地總體上避免了「滯脹」的困擾,到 1978 年中通脹和失業率僅為 5% 和 3%。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日本、南韓和台灣等幾個東亞國家也錄得強勁經濟增長,為區域金融服務帶來機會。

地區局勢漸平穩,配以自由市場突圍

在 1970 年代,政府在房屋、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角色更加積極,香港未必再是自由放任的經濟體,但是除非有絕對必要,政府仍鮮有干預市場機制的政策。在金融領域,香港沒有繁瑣的規定,也不會對外國金融機構進行歧視或不必要的限制。在勞動市場方面,香港也大抵對外開放,沒有嚴格的就業規則;而在金融中心的形成初期,往往需要大量招募外國專家。饒餘慶認為,自由主義政策是令香港對手少有的一大優勢。

除了六七暴動外,香港的政治環境相對平靜。當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與英國以及香港之間的關係穩步改善,甚至變得友好,進一步減少香港社會的長期不確定性。中國尋求與西方和解時,即使越南戰爭仍在進行,整個地區顯然即將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

饒餘慶又列舉一些相對較小的因素,但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影響跨國金融機構的決定。其一,世界商業和金融的通用語言是英語,也是香港的官方語言。其二,殖民地的法律系統基於英國普通法,提供一個公平框架來解決合同爭端,保障私有財產。而到 1970 年代起,戰後主要集中在美洲和歐洲擴張的跨國銀行,開始將注意力轉向亞太市場;加上東亞主要城市的股市繁榮,為商業銀行的增長提供推動力。

而香港也誠如饒餘慶在 1979 年的分析,在 1980 和 1990 年代進一步確立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