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悼不悼念？悼念屬於個人自由，悼念誰都可以－－歐洲現正熱議百年前亞美尼亞種族屠殺，你有無致哀？－－而作為政治行動，六四集會訴求完全落空（建設民主中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口號太大；最溫和的「平反」也未成功），指責其失敗主義亦無可厚非，而香港人對紀念六四的熱情不斷消退（由百萬人上街到集體抽離），更已成趨勢。一萬公里外的巴黎遭到恐襲，香港人也不吝轉頭像加 hashtag 致哀一番，「鄰國慘劇」更加貼身卻愈遭「冷待」，逐漸淪為土耳其、突尼西亞、敍利亞等不獲傳媒待見的「其他地區」：為甚麼地點對象不同，對人道災難的同情心也隨之相異？
據統計，2015 年最嚴重的十大恐襲全部發生於中東及非洲地區，由尼日利亞、也門、伊拉克到喀麥隆、敍利亞和肯亞，你記得幾多宗恐襲？但你一定記得巴黎及比利時恐襲，或者還轉過頭像悼念。這種「偽善」由西方到東方都有，若論貼身程度，歐洲偏重篇幅無可厚非，但遠至美國、香港也同聲一哭，似乎未必單純關乎恐懼。
一種解釋指向種族主義：「種族主義作祟，令我們認為歐洲白人的生命比外地有色人種珍貴。」亦有歸因於文化認同：「比起黎巴嫩、埃及、肯亞或者其他受襲地區，美國人更似會去法國；就算未去過巴黎，美國人大概也看過過百齣在巴黎取景的電視劇或電影，隨口說得出景點。巴黎就是高級文化的象徵。」似曾相識，所以代入感強；相反，對伊斯蘭國家缺乏文化認同，同理心自然較薄弱。
學者薩依德的「他者論」又是另一解釋：從「非理性他者」（irrational Other）區分出「理性歐洲」（rational West），以落後、原始的東方為比對，歐洲得以建立高等身份，為殖民主義正名。在西方，恐襲是無法想像的；至於東方，野蠻行徑則是文化根本，家常便飯。荷蘭歷史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在「文化大革命：一部人民的歷史，1958 – 1962年」（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一書中亦批評，之所以有西方人崇拜毛澤東，其實是出於東方主義或種族歧視：亞洲人命傷亡不過是數字，歐洲人並不在乎；希特拉、墨索里尼殘害歐洲白人同胞，則不可接受。
對普遍香港人而言，中國可能早已「中東化」，落入「同理心黑洞」。由 2008 年汶川地震踴躍捐輸，到天津爆炸、深圳坍方、上海人踩人、北京洪災，港人從來不乏善心（相當關注熊本地震），卻對大陸天災人禍「關懷疲勞」，興趣缺缺，反映中港離心，愈行愈遠，肇因之一，當然是香港不滿中共統治所致。
一國兩制受到侵蝕，河水於是想隔開井水。要建構出自我身份，必須將中國明確劃為「他者」，本地思潮應運而興，繼而有城邦論、獨立派、建國派，無不強調中港區隔或對立。「他者」已成，「民族」當立，對於野蠻「強國」的人道災難，如同遠在敍利亞一場恐襲，同情心自然亦必然有限，所以會問：「鄰國慘劇與我何干？」
當然近年六四維園晚會出席人數平均穩定，甚至愈來愈多年輕一代參與，但同時與會人數亦見下跌，當中似乎反對支聯會的集會形式與訴求者居多。由本土角度反思六四，與中國政治議程脫勾，「遍地開花」，甚或以人道主義立場悼念，僅僅作為個人記憶，秉持傳承真相的道德，亦無不可，只望不要為意識形態鬥爭押上同情心。就算大陸人自己不上心，不等於他方不可以發聲－－死者只能夠由真相代表。
假如你曾為「選擇性同情」各地恐襲而隱然不安，或者應該記得，發生在 27 年前的也是一場恐怖襲擊，遇難者不論是西方人或東方人、身處巴黎或敍利亞、白人或黃種人，都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