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期選舉前夕，中美洲有近萬人組成「大篷車隊」，浩浩蕩蕩向美國進發，聲稱他們的國家貪污腐敗，黑幫猖獗，活不下去，只能逃往美國。
與此同時，奧地利內政部放出情報，也有兩萬多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青壯年男人，手持武器，打算硬闖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邊境，目的地是德國和北歐。
雖然遠隔萬里，但身在香港，並不難理解這股有如「大軍壓境」般的外來人口勢力。有趣的是，在歐美已經有人提出廢除邊境，大開國門，歡迎「難民」的時候，香港已經「回歸」了二十多年，每天都在實行 150 人單程證的移民政策，至今尚無一個高官、學者，或者甚麼民間代表，主動提出正式廢除羅湖和落馬洲邊境。
可是一國之內設立邊境，又是甚麼道理呢？
無論是難民、移民，還是如奧巴馬所稱的「逐夢者」（dreamer），他們逃離自己的老家，歸根究柢，不是活不下去，就是想活得更好一點。這固然天經地義，而美國和歐洲有民意主張擁抱這些逐夢者，也突顯了人性的善良和高尚。
但最核心的問題從來沒有得到正視：為甚麼那些被人放棄的地方，專門製造移民和難民的地方，不能百廢重舉，自我改造，在原地複製一個美國、加拿大、德國、北歐，或者香港？
果然，今年諾貝爾獎得主之一，美國經濟學家 Paul Michael Romer 就提出，不妨在洪都拉斯等國家，劃出一些地方建造「憲章城市」（Charter City，即我們俗稱的特區），在其國內原地建設更符合幸福生活原則的「領地」，輸入先進的文化和制度，譬如司法獨立、言論自由、開放市場，廉政監察等等，是一個比接受移民更為切實有效的方法。
其實從「逐夢者」的角度來看，如果本國本地有這樣的憲章特區，也不必舟車勞頓，冒著拋家棄子的風險，也不必硬著頭皮改學語言，更加不必擔心自己遭到異國宗教文化的排斥，難道不是一舉數得嗎？
「憲章城市」的概念，其實一點也不新鮮，清末的上海租界如此，今天的香港依然如此。
在舊上海，租界整潔有序，華界髒污雜亂，一直涇渭分明。髮匪打來，附近各地無論貧富都爭往上海租界避難，但求活命；後來的孫中山革命黨，或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也都仰賴租界的保護，得以欣欣向榮，至於租界裡太太小姐趕時髦，看電影，喝咖啡，跳跳舞談談情的生活樂趣，也被視為「民國風流」的一部分。
今天的香港，即使大灣區、高鐵、港珠澳大橋，都以「一體化」的前景作招睞。但是，香港的那道邊界，香港既有的「憲章」，暫時還無人敢連根斬除，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沒有這個憲章的守護，沒有這道邊境的區隔，香港甚麼也不是。
但時至今日，製造租界的帝國主義（而不是今天的西方白左文化）已經被釘在恥辱柱上十惡不赦，地球是平的，文化是多元的，沒有優劣高低之分，那一邊沒有人膽敢指出「我的制度和文化都比你優秀」，這一邊也沒有人羞愧承認「我們很失敗，把自己的國家毀了」，想從頭建設幾個憲章特區，談何容易？
這才是最大的悲劇：許多移民自稱母國制度失敗，被迫逃離老家，當他們移民之後，卻依然堅持自己的那一套，依然力求把原有的失敗制度帶到新的地方 —— 三藩市、洛杉磯、波特蘭、巴黎、倫敦、斯德哥爾摩…… 無一例外；還有這二十年來，香港的親身經歷。
為甚麼這些難民、移民，逐夢的人，雙腳剛踏上新的國家，就迫不及待要把自己老家整套搬過來呢？聖經提到天使勸羅德一家逃離索多瑪的時候，不是說不許回頭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