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鵝山上，疾風吹拂，16 歲的佩佩帶著她的深圳人母親站在懸崖邊，看著山下的九龍半島，母親用普通話感嘆了一句：「啊，原來這就是香港啊。」
我們活在同一個城市，同時也不活在同一個城市。當時間跑得愈遠，事情愈多，我們逐漸發現許多生活在你我左右的人，他們所接收的資訊，所認知的香港，似乎是另一個平行時空的香港。對他們來說，在香港生活可以很抽離，他們可以不在乎這個城市的將來，而只在乎這個城市能不能讓他們有將來。
電影中的主角，16 歲的佩佩，其實不是這種人，她連自己即將要變成甚麼人也還不知道。她是一名單非少女，香港上學，深圳居住，母親是香港人在大陸的二奶。她還有一個身份，她是一個穿著中學制服，每天往返羅湖口岸的水貨客。一次走幾部 iPhone，換取幾百元的分成。
也許她不是全心去榨乾這個城市給予她的自由及寬容，也不是宛如某些香港高官童年時般生性貪婪，為了 1 毫子可以走白粉，為了幾百萬可以囤地。說穿了，佩佩只是有點膚淺，更多迷惘。如果那些年的我們是把青春都迷失在貼紙機舖，她只是把自己迷失在往返羅湖的東鐵綫列車上。她渴望自己能夠跟其他香港人學生一樣，可以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網，在無序之中找一個靠山，閒時跟閨蜜去去日本旅遊，喝喝清酒，看看下雪。
而誰的青春不迷惘，「過春天」不是要你去同情她，不是要合理化她的所作所為，更不是大愛包容地說每個水貨客都有苦衷。不，水貨客濫用資源，在公共交通上做成嚴重滋擾，這是不爭的事實。導演白雪並沒有要做出任何偽善的包裝，甚至是在片末根據大陸廣電局審批的引導下，這群水貨客突然被公安破門拘捕，突兀得來也尚算大快人心（畢竟，現實中的香港警察對水貨客問題處理得少之又少）。「過春天」講的雖然是邊緣人，卻並沒有一如近年許多香港電影，在這些社會議題上打慘情牌。她其實就是一部公路電影，青春少女在東鐵綫上尋找自我，在深港邊境作為她叛逆成長的遊樂場。
沒有道德的保底，其實比較寫實，畢竟在公安面前，大愛和悲天憫人都是離地的。站在羅湖關口，作為觀眾的我們不會關懷每一個水貨客，只會跟隨著佩佩的腳步，害怕綁在身上的手機給抓到 —— 也許，電影中創作了「過春天」這句術語（意即成功走私過關），說的其實就是一場不知道何時會結束的春天舞曲。只要佩佩一天不給抓住，春天依舊。萬一被抓，春天赫然結束，她就要成長，面對現實。
佩佩和熟食檔少年阿豪因為走私手機而走在一起，電影中的 16 歲，可以偷運 iPhone，卻不能偷嚐禁果。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場油麻地唐樓裡，二人在昏紅的燈光下緊靠在一起，用牛皮膠帶在對方身軀綁上一部部手機的偽親熱戲。我們聽到了少男少女的心跳、喘氣、肢體移動時的擦撞。平實而浪漫，銳利而浪漫。二人沒有肢體上的僭越，他倆的心卻是合成一體，特別是他們都要躲過江美儀飾演的走私集團老闆娘，簡直就是寫實版的 The End of the F***ing World，一對青春男女的私奔物語，以煙火般的青澀感情來抗衡這個不友善的世界。
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白雪導演是一個全職媽媽，粵語並不是她的語言，她只是曾經在香港和深圳做了頗長時間的田野考察。出來的結果並沒有露餡，至少即使是以香港本地人的角度去看時，也並沒有找出特別大的水土不服（除了一些小破綻，例如東鐵綫不會到黃埔站、屯門輕鐵站不會等到去華強北的車、MK 仔也不會整天提著一句：「旺角見」）。即使不說，你也能察覺到這不是一部來自香港電影工業裡的電影，它講的還是香港，卻是一種從外窺視進來，以另一個角度和口吻所看到的香港。不知道別人，就我而言，當我在一部國產片中聽到了原汁原味的廣東話，聽到了港鐵的車廂廣播，看到了我每天出門和回家都會經過的場所，突然有一種鄉愁。
「過春天」的故事發生在 2014 年，那時正是水貨客最猖狂之時。2014 年的香港，其實也發生了另一件事。看電影時我會想，如果佩佩過關後沒有在上水站下車，而是沿著東鐵綫一直坐到九龍塘，一直轉乘過海來到一個叫金鐘的地方。2014 年，她的青春又會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