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世界各地的民眾都在面對警察濫權的危害。警隊改革是一個很迫切的全球性問題，在不同國家，人們要求的改革有不同面向。在阿拉伯世界，警察差不多就等於獨裁政府的象徵，滋擾、貪污、非法拘留、酷刑、濫殺，無惡不作；一般阿拉伯人都懼怕和不信任警察。在南美洲，各國針對毒犯的戰爭，也牽連大量無辜市民，侵害人權，衝擊民主價值。可是，無論在民主抑或威權國家，要推行警隊改革為甚麼總是十分困難？這與建制勢力動用的策略和市民普遍心理有關。
在阿拉伯世界，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警員招募問題，埃及警隊新血主要來自偏遠的農村地區，教育水平很低，有些甚至目不識丁，更莫講要理解警隊應有的專業精神；至於巴林的警隊，更加主要由外國人組成，特別是巴基斯坦人，儼如僱傭兵。另一個問題，是整體的編制問題。在穆巴拉克年代的埃及政府，便有超過 130 萬保安部隊成員，包括 85 萬名警員、45 萬名中央安全部隊隊員（Central Security Force）、10 萬名國安隊員（State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Service），以及數以十萬計的線人，還未計算正式軍隊；穆巴拉克下台後，政府至今也沒有進行編制改革。而且普遍阿拉伯國家，警員的訓練都很差，意識上，他們傾向訴諸恐懼，以高壓手段管理群眾，而不是保障市民福祉。
可是，美國波莫納學院政治學助理教授 Mieczyslaw Boduszynski，觀察到一個吊詭的現象。阿拉伯人民普遍害怕警隊的同時，要求警隊改革的呼聲不算強烈，即使在較為民主的突尼西亞，警隊改革依然非常遲緩。Boduszynski 認為，阿拉伯人民無疑希望要一個更公平公正的警隊，可是，他們更追求社會安定和秩序。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後，各國長期陷入混亂狀態，各地政府於是把握住民眾追求和諧穩定的心理，拒絕改革。他指出，阿拉伯人民正面對一個惡性循環：當社會不安全，民主無法扎根，阿拉伯人只能靠警隊捍衛社會安寧，可是當警隊腐敗不堪，又會侵犯人權、衝擊民主價值，令國家走向威權主義。
拉丁美洲也發生同樣情況。芝加哥大學社會工作學助理教授 Yanilda González，研究為甚麼警隊改革總是困難重重。她指出兩宗案例，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分別在 1993 年和 1998 年進行大刀闊斧的警隊改革，而改革內容都很相近，要求警隊大力打貪、專業化和去武裝化，同時要求大大提高警察招募門檻和訓練要求，增加監管警察的機制，容許更大的社群參與。可是，哥倫比亞的改革僅維持一年就告吹，新當選總統 Ernesto Samper 廢除改革，讓警隊自我規管自己。而同樣地，布宜諾斯艾利斯省 1999 年省長改選，作風鷹派的 Carlos Ruckauf 當選，也廢除了警隊改革，並聲言要用子彈對付罪犯。
González 以「刑罰民粹主義」（penal populism），形容這種情況。保守派政黨、警方、媒體造成強大的建制聯盟（Pro-order Coalition），捕捉市民追求和諧穩定的心理，把強化警權包裝成為支持法治，把削弱警權扭曲成向罪惡低頭。她指出，刑罰民粹主義是很成功的選舉策略，令到一些短視的政客因為怕影響選情，而不敢貿然提出警權的問題。相反，支持限制警權的改革聯盟（Reform Coalition），可能會因為一些警方濫權事件，成功激起民憤，獲得社會支持。但事件淡化後，民憤消卻，他們的實力很快無以為繼。
除了要思考如何令改革的動力持續下去，González 提到改革要思考如何連結、拉攏警隊內部的溫和勢力。她提出巴西聖保羅的案例，當地建立了參與式民主機制，市民可以透過居民大會，直接與警方建立一個鄰里共治的關係，相關機制持續了超過三十年。其實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案例也實施過類似機制，但不久就被警察廢除了。她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巴西市民成功軟化警方，令警方覺得居民是支持他們工作，是提出改善意見而非限權。
在香港，我們也可以看到建制派採取類似刑罰民粹主義的策略，如何打這次民意戰，如何把民憤化為長遠改革，以致如何拉攏警隊溫和勢力，都是今後大家要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