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襲擊案震驚國際，暴徒無差別棒打市民的同時，警察袖手旁觀更為人詬病。根據「社會契約」的基本概念，政府必須保障人民性命財產安全，才能夠換取統治的正當性。一旦政府放棄承擔公共安全責任，也就等同單方面撕毀社會契約，種下社會失序的禍根，足以危及統治根基。
所謂「社會契約」不是實際存在的約章，而是一套理解個人與政府關係的概念。此理論主要建基於 17 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利維坦（Leviathan）」。
霍布斯相信，在沒有國家和法律的原始環境下，人類是長期活在戰爭狀態，人與人互相廝殺，人生就是「孤獨、貧窮、下賤、野蠻和短暫」。為求保障性命安全，個人於是犧牲部分權利，以換取主權政府的保護，結果形成一道個人與政府之間的無形約章，亦即「社會契約」。
霍布斯的見解並非毫無爭議，此後幾個世紀的哲學家，爭相提出不同版本的社會契約概念。霍布斯對自然狀態下人類自傷殘殺的假設，分別受到 17 世紀的洛克（John Locke）、18 世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乃至 20 世紀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等人挑戰，因而導向不同的結論與關懷。
譬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類享受絕對自由，但由於需要互相合作以克服生存障礙，人類於是放棄天賦自由，透過契約關係建立社會。他強調統治者的角色，只為實現公民的「公共意志」而存在，假如統治者違約，公民絕對有權將其推翻。
這些前人在數百年間提供的豐富論述，使「社會契約」經常被引用，以說明社會與政府之間的責任和義務。2011 年阿拉伯之春期間，時任世界銀行行長 Robert B. Zoellick 便曾以「新社會契約（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Development）」為題發表演說，開宗明義呼籲中東各國在政治動盪過後，要透過重新訂立社會契約，以重建社會和政治秩序。
公投是重訂社會契約的良方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與挪威和平建設資源中心（NOREF）曾在 2016 年發表報告，利用社會契約概念進行分析，試圖為各地衝突與不穩定局勢，尋求重建管治與和解的方案。
報告認為，社會契約的形成，要建基於一系列具體的政治條件 —— 政府必須有能力為人民服務，包括保障公共安全；社會精英要願意動用政府資源和實力，以滿足社會的期望；社會與政府之間的談判對話，應該透過完善制度疏通，使社會契約有調節的彈性。
一旦政府拒絕確保最基本的公共安全，也就等同中斷對人民的服務，動搖人民的基礎信任，削弱原有的社會契約，威脅政府管治的正當性。報告更警告，拒絕承認政治現實，將會加劇社會失序與暴力循環。
事實上，即使暴力衝突結束，人民與政府達成和解，也不代表關係可以隨即修補。假如雙方有共識要啟動修憲程序，意味著重新制訂社會契約的時機來臨，類似的例子有 1990 年代的莫桑比克和哥倫比亞、2010 年的肯亞、2012 至 14 間的突尼西亞。
報告又提到，透過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徹查前政府的不義政策，還原歷史真相，彌補受害者損失，糾正制度上的錯誤以免重蹈覆轍，將有助於重建社會與政府的互信。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由曼德拉監督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普遍被視為轉型正義的典範。
社會由不同利益集團和階級組成，如何重新分配權力是一大挑戰。報告認為，舉行公投以加強政治參與，將有助促進政治包容。雖然過程相當漫長，但南非和菲律賓等地的公共參與經驗說明，民主公投可以是重訂社會契約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