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說金魚腦袋記不住 15 分鐘前的東西，香港人也經常被批評善忘，去年發生的事，今天已經沒多少能記得住。近幾個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上網兩天已經搞不懂事情發展，更遑論上月之事。
這種健忘不能完全怪責香港人，在今時今日的情報環境，很難要求現代人記清生活中所有事物。在一人擁有一部手機的年代，自拍可以是所有經歷的證明，「記錄」遠比「記憶」重要，甚至前者取代了後者，成為生活經驗的核心。另外一個原因是情報資訊爆發性增加，深入生活每一細節，超過了人類大腦能夠處理的分量。當你還在咀嚼剛出現在熒幕的影像，系統已經把它換成下一幅。
如果是以前的鄉下務農社會，外人入村已經是新聞；但國際化城市裡，包括資本、風景以及居民，都處於流動的狀態，事物的誕生與消亡是每天的日常。要求個人能夠記憶並處理這種世界的脈絡，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我們需要 Database 與 Archive，將人腦無法處理與記憶的部分，交給媒體科技 —— 外在的記憶裝置。
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一直主張應該成立檔案法，阻止政府胡亂丟掉記錄文件，但直到今天，香港的檔案法仍未遙遙無期。歐美大國早在上世紀初已經建立了有關法律，世界大部分已發展國家亦在 80 年代開始，注意到資料庫及其電子化的重要性。
建立一個資料庫，並非單純把檔案資料全部丟進去就完成，還需要將資料整理分類、妥善儲存以及公開存取。而所謂的「公開」，也不單止將有關的資料放出來，還有其他條件，例如閱覽權的開放性、資訊平台的結構、資訊的可視化基準等等。
公開不僅僅等於開放資料，幾年前的「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是一個好例子。2015 年，「南德意志報」的記者從匿名洩密者手中獲得 2.6TB 的文件，需要近 80 個國家與地區的 107 個媒體組織協助，用 1 年的時間才初步整理好。
「南德意志報」沒有一口氣把所有文件上載到維基解密之類的網站，除了因為裡面包含非公眾人物與非違法的內容，也因為文件數量過分龐大。縱使將所有文件上載，一般人也很難找到有價值的部分，所以整理分類對資料開放來說是必要工序。讓人在數以億計的文件檔中尋找其中一個，等同在海灘中找一粒沙，這種公開與不公開沒有分別。
存在並不代表被認知，反而應該倒過來說，所謂存在即被認知。所以要確保香港人記得某些事，例如在 3 年後的今天，大家仍記得 2019 年 7 月 21 日的元朗發生甚麼事，依靠的不應該只是我們的腦袋，可能是一本還未出版的書、一個資訊整合網站、哪怕只是一條 Time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