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至政策，小至功課，設定死線都是合乎情理的事。「大限將至」的壓迫感、逾期的懲罰有助推動工作，有人早早完成、免除憂慮，有人卻臨渴掘井，甚至在限期過後才將事情辦妥。此舉看似比「死線戰士（deadline fighter）」更為差勁，但英國廣播公司文章指出，這未必與工作能力有關，而是太有自信地將死線設得過早。
超時完成並非只見於常人身上，不少國家基建工程都在死線後數年才竣工。1958 年，澳洲政府計劃興建悉尼歌劇院，並預期在 1963 年完工，但直至 1973 年才正式落成，足足超時 10 年；港珠澳大橋原定 2016 年通車，卻因為超支、人工島移位和安全問題，延至 2018 年 10 月才開始營運；德國柏林布蘭登堡機場（Berlin’s Willy Brandt Airport）在 2012 年啟用之際，多個軟、硬件，如消防系統、電纜、扇門和扶手電梯等接連出現問題，於是不得不將揭幕時間暫延至 2020 年。
進度不似預期，不能單單歸咎於懶惰或拖延症，因為多數時候人們都會努力工作。相反，心理學家會將之視為一種認知怪癖（cognitive quirk）—— 規劃謬誤（planning fallacy）。這概念最先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和認知心理學家 Amos Tversky 在 1970 年代後期提出。透過觀察，兩人發現即使同僚不斷超時完成工作，他們仍屢錯不改，低估每次工作的時長。
雖說是「怪癖」，但規劃謬誤的情況其實十分常見。有報告指出，少於 3 分之 1 的資訊工程能在當初設下的期限前做好；在工業研究和設計方面，專案計劃完成的時間比預期超出 3.5 倍；根據非正式統計，接近 90% 的專業作家都會遲交稿。
有規劃謬誤的人，通常只專注於細節而缺乏全盤考慮。他們往往假定事態發展一帆風順，但現實中經常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因素，例如分心和患病。他們不會把過往經驗和「意外」列入考慮，認為之前的情況不會再發生。每當需要設定新的死線時，他們堅信「這次一定會順利」，卻不知自己已經陷入惡性循環。
想要準時完成工作？賓夕凡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行為決策學教授 Katherine Milkman 和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系副教授 Leslie John 認為，建立「執行意向（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有明顯幫助，即為訂立的目標給予具體提示，例如想在短期內看完一本書，便可調教鬧鐘提醒自己「是時候閱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