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擋暴政進擊,他們建了一座秘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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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利亞達拉雅義工在城內廢墟搜救書籍。 圖片來源:Local Council of Daraya City

知識從來都是暴政的眼中釘,焚書坑儒是他們的統治技倆。敍利亞內戰期間,當知識分子流亡或被捕、政府對反抗城市狂轟濫炸,有市民就曾經合力在瓦礫搜救書籍,在地下室建立一座秘密圖書館,以閱讀尋求思想自由,維持城市的文化水平。資深法國記者米努依(Delphine Minoui)著作「私運書的人:敍利亞戰地秘密圖書館紀事」(Les Passeurs de livres de Daraya)記載了他們的故事。

2015 年,敍利亞民主運動演變成內戰的數年後,專攻中東事務的米努依在網上看到一輯敍利亞照片,拍攝地點是被政府軍轟炸得體無完膚的城鎮達拉雅(Darayya),圖中沒有槍林彈雨的景象,反而是數名男子在圖書館中閱讀。米努依出於好奇,成功聯絡上圖書館的創辦人阿瑪德(Ahmad Moudjahed)和一眾圖書館常客,揭開這個戰場上鮮為人知的另類抗爭故事。

阿瑪德受訪時年僅 23 歲,曾經在大馬士革大學修讀土木工程,2011 年民主運動爆發,阿瑪德很快就加入達拉雅的抗爭行列,但該城鄰近首都,又有深厚抗爭傳統,很快就淪為軍方鎮壓目標。一年後,大部分達拉雅市民正要舉家逃難,阿瑪德卻堅持留守家園,拒絕與家人同行,堅信「這是屬於他們世代的革命」。

阿瑪德在圍城自發當民間記者,向國際社會報道戰場實況,後來他受到朋友邀請,與 40 名義工在瓦礫中拯救書籍,以保存這座城市的文化遺產。救書行動遍及荒廢的民宅、辦公室和清真寺,搜出的書籍有文學、哲學、神學、科學等題材,一個月內總共救出 1.5 萬本書,然後找了一個地牢開設公共圖書館 —— 這是達拉雅從未有過的公共服務。阿瑪德解釋:「當周遭一切紛紛瓦解,我們必須建立些甚麼。」

義工把搜救出的書籍分門別類,在達拉雅地底建立了一座秘密圖書館。 圖片來源:Humans Of Syria الإنسان في سوريا/Facebook

他們整理和登記好所有書籍,按主題和字母順序排列、記錄好原物主的名字,確保戰爭結束後可物歸原主;圖書館有 6 條借閱守則,每天早上 9 時營業到下午 5 時,逢星期五休息。圖書館自此成為市民的精神支柱,也是所有人權利均等的共享空間,以最後努力維繫著公民社會,有人舉行研討會和放映會,甚至自資出版小型刊物。任職民間記者的圖書館常客夏迪(Shadi)如此說道:

城市裡大部分的知識分子要不是在坐牢、流亡,要不就是死了,但我們還是得想出替代方案來維持城市的文化水平。所以呢,我們這些年輕人開始輪流擔起知識交流的工作,跟那些沒有時間看書的人分享知識。

看書,首先是想要當個人

圖書館常客當中,有很多人過去根本不喜歡看書,但戰爭爆發後,他們都抱著大堆疑團在書中尋找答案,其中各有好惡、各取所需,但有些書卻最能觸動大多數讀者,長期高踞熱門排行榜。巴西作家科爾賀(Raulo Coelho)暢銷小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O Alquimista)是口碑最佳的作品之一,有人甚至看了不只一次,相信是主角為夢想義無反顧的氣魄感動了他們。

為學習在亂世自處,有些心理勵志流行讀物也異常受歡迎,1989 年美國暢銷書「與成功有約」(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因為當地一位公民抗命老將的推崇,輾轉成為很多讀者的心靈寄託。其他讀者喜歡的作品,有敍利亞詩人 Nizar Qabbani 的情詩、南非作家柯慈(J. M. Coetzee)的小說,還有大家耳熟能詳的法國名著「小王子」(Le Petit Prince),急救隊則把實用醫學書籍視作聖經。

2016 年達拉雅市民抗議政府軍的圍城戰,要求准許人道物資運抵當地。 圖片來源:Hussam El Ahmed/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24 歲的敍利亞自由軍成員奧馬爾(Omar Abou Anas),為抵擋政府軍推進而首次執起槍枝,放棄了升讀大學的計劃,「戰鬥不是一個選擇,卻是一種必要」。為了彌補損失,他經常到訪圖書館,甚至在前線陣地建了一座迷你圖書館,十幾本書整齊排列,在轟炸停頓後便會開始閱讀,又與部分士兵交換書本和討論政治。他認為書本能夠陶冶空虛生活,讓他堅守自由人權的抗爭初衷,以免思想走向極端:

戰爭太變態了,它會讓人徹底改變,抹煞了所有情感、所有煎熬、所有畏懼。當我們打仗時,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也變了。看書很好玩,它讓我們保有生活的意趣。若問我們看書要做甚麼,我們會說看書首先是想要還能當個人。

奧馬爾涉獵政治、國際法、社會學等不同範疇的書籍,經常讀突尼西亞史學家赫勒敦(Ibn Khaldun)著作,最喜歡的卻是敍利亞基督徒政治犯哈利法(Mustafa Khalifa)的禁書 The Shell: Memoirs of a Hidden Observer,內容記載作者親歷的獄卒冷血行徑,被視為對政權殘暴真面目的控訴,革命後旋即在民間秘密流通。

後來達拉雅戰局急轉直下,奧馬爾也在前線壯烈犧牲。在戰事的最後歲月裡,阿瑪德坦言只有經歷相似的作家帶來一絲慰藉,讓他感覺不那麼孤單,他此時最喜歡是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詩作,其對黎巴嫩貝魯特、巴勒斯坦拉姆安拉(Ramallah)圍城戰的描寫,讓阿瑪德在字裡行間找到了自己。他在訪問時情緒激昂地朗讀了「圍城時」(État de Siège)的節錄:

這裡,迎向落日的山坡,
面對時間的開口,
離殘影下的果園不遠,
被囚禁的人,
賦閒的人,
我們栽植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