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制裁監督員:裡外不是人的高危職業

A+A-
2010 年,聯合國維和部隊隊員(右)與剛果民主共和國警員(左)在該國東部地區合作巡邏。 圖片來源:Kuni Takahashi/Getty Images

聯合國面對侵犯人權暴行,經常被批軟弱無力,原來即使實施制裁,聯合國專家亦屢遭當地政府任意拘留和暴力威脅,更有人因此喪命,問題卻得不到國際重視。15 名前任和現任聯合國制裁監督員接受「外交政策」雜誌專訪,憶述死裡逃生的經歷,質疑聯合國與大國衝突時,根本無能力保護旗下專家安全。

聯合國安理會自 1990 年代開始委任專家小組,負責監督對盧旺達和安哥拉的制裁措施。這些專家涉獵不同專業範疇,除了記者和學者,還有武器、航運、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專才,他們會親赴前線,為聯合國取得獨立消息來源,以了解制裁的執行實況。

然而,專家多數來自聯合國體制外,被普遍聯合國人員視為不諳政治和外交,無能力駕馭複雜的國際關係,大國代表特別有蔑視專家的傾向。這種制度埋下的缺陷,使多位專家同聲埋怨聯合國秘書處與安理會未能提供足夠支援,秘書處總是維護成員國利益和要求,不支持他們嚴格執行制裁,令他們每每在充滿敵意的國度裡陷於險境。

調查人權狀況卻遭民兵處決

英國彈藥專家 James Bevan 在 2008 至 2011 年代表聯合國調查象牙海岸。他分析指出,假如你要深入爆發叛亂的國家,叛軍和政府軍都會視你為眼中釘;假如當地有聯合國維和部隊,你的調查工作同樣被視為招惹麻煩,可能使維和任務更複雜;安理會本身亦不太歡迎專家小組,因為獨立調查結果不在他們的控制範圍內。Bevan 便透露,自己在調查俄製 Mi-24 攻擊直升機部件涉非法販運後,突然被聯合國中止聘用,懷疑俄羅斯從中作梗。

聯合國總部的安理會會議廳。 圖片來源:路透社

遭解僱或許已是比較幸運的結局,近年就接連有專家執行任務時遇險,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索馬里和南蘇丹亦有類似案例。剛果專家小組的美國籍成員 Michael Sharp 與瑞典籍成員 Zaida Catalan,於 2017 年 3 月 12 日深入剛果民主共和國調查侵犯人權罪行時,遭到武裝民兵處決,據報行動背後由當地安全部門主使。

這宗案件轟動一時,但專家卻未有因此得到充分保障。今年年初,有專家深入南蘇丹進行人權調查,包括針對處決反對派領袖的案件,結果受到死亡恐嚇;同期有兩名專家進入南蘇丹,以調查違反武器禁運的指控,但二人同時被國安人員奪去護照和聯合國證件,以致調查無法繼續。聯合國就兩宗案件進行內部調查,皆無法得出最後結論,亦沒有向南蘇丹提出正式投訴。

被控告間諜和恐怖主義罪名

聯合國邊境安全兼武器販運事務專家 Moncef Kartas 在雅典接受電話訪問時,親述兩年前遇險的經歷。他在 2019 年 3 月 26 日飛抵突尼西亞,以調查其對利比亞的金融、旅遊及武器禁運制裁,但通過海關和取回行李後,卻突然被 10 多名反恐特工攔截,沒收他的聯合國證件、德國與突尼西亞護照,當他企圖致電聯合國主管求救時,手機也一同被沒收。

Kartas 最終被兩名手持突擊步槍的特工押解上車,經歷長時間的審訊折磨。他首先與 50 至 80 名囚犯拘禁於反恐部門的牢房,面對一系列可判處死刑的間諜與恐怖主義罪名。他經歷長時間的拷問,被銬在椅子數小時,沒有食物和食水供給,兩週內體重大跌 20 多磅。

儘管德國就任利比亞制裁委員會主席,致力營救擁有德國國籍的 Kartas,但俄羅斯卻阻撓德國發聲明以申述聯合國專家的外交豁免權,一再耽誤營救行動。聯合國於是要求突尼西亞交代案情,當地司法部在數星期後方遞交數百頁法律文件,聯合國再要派員把阿拉伯文內容翻譯成英文,拖延足足個半月後,才要求即時放人和撤銷所有控罪。

Kartas 被囚足足 56 日,他認為自己獲釋「只因德國施加大量壓力,聯合國所做的一切根本沒有作用」。聯合國首席發言人 Stéphane Dujarric 卻重申,聯合國譴責突尼亞西未有履行國際法律義務,又強調秘書長把 Kartas 的安危放在首位,在訪問突尼西亞時有提出相關問題,聯合國人員亦有定時探監。

聯合國的辯解似乎得不到普遍專家認可。有專家接受「外交政策」雜誌訪問時透露,行動時遭遇過當地安全部門的強姦恐嚇,但她既沒有向聯合國匯報,又拒絕透露身份和執行的任務,以免行動被中止。在另一宗案例,三名專家小組成員遇上武裝民兵交火,要拚命匿藏數小時,但同樣沒有申報事件,他們如此解釋:「我們(向紐約)匯報,他們又可以做甚麼?我們的行動與他們的認知存在極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