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一國的雄視,「兩制」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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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2 月 8 日的記者會上發言。 圖片來源:路透社

繼英國提早一個月可取消一切防疫措施,國民基本恢復自由;澳洲政府也宣佈,3 月份開放給注射兩針的外國遊客入境。世衛組織認可「與病毒共存」的抗疫方法。美國衛生顧問福奇宣佈:今年西方世界經濟自由生活秩序可望恢復正常。

全世界除了中國和香港特區,到此都鬆了一口氣。反而三個月以來,第三世界國家的疫情爆發如何,例如非洲國家和最貧窮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如海地等,有幾多確診,有幾多死亡?西方自由派媒體不再關心。畢竟各家自掃門前雪,自我中心主義理所當然,任何大愛包容的人士,都有現實的一面。

反然全球開始注目中國為重建所謂世界新秩序,為世界經濟把脈,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一意孤行的「清零」,到底有何前景?

「動態清零」並非西方認可的學術名詞,至今沒有準確的英譯,也未見諸於國際醫療專業刊物。因為「動態清零」是結合秦代商鞅法家的管治風格,以中央集權方式,推行嚴密的組織紀律動員能力,加上街道委員會式的民間自我監察,結合 30 年代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鐵腕嚴控,屬於中國百年「艱辛探索」過程的一種手段。

中國許多城市可以實行「動態清零」,首先是中國人怕死、求穩、貪生。各地中央集權政府也可以迅速將食物和日常用品運輸到被封閉隔離的居住單位。此時街道委員會的民間監察組織,會發揮「積極作用」,全國一盤棋,一聲令下,人民像工蟻一樣,接受宏觀調控。

然而香港特區這另一制,卻非驢非馬。網絡資訊自由,加上立法會在「完善」之後,親中愛國團體最先奉命也要對特區政府展開「制衡」與「監察」。還有被稱為港英餘孽的 AO 黨長期盤踞資源和行政權力,早已引起香港傳統左派的忿恨。中國大陸有中國的抗疫政治化,香港有香港特區風格的抗疫政治化,但是香港需面對國際,又要顧慮外資反應,但同時又不得不執行自上而下的中央指令,林鄭月娥身為夾心人,此刻當感到極度的憤怒和痛苦。

若說林鄭是這三年香港悲劇的始作俑者,直到「動態清零」階段可以成立。但她本人對動態清零的心理抗拒,又顯示特首本身的承受底線也開始崩潰。

加上香港特區政府的本地精英,缺乏行政管理邏輯,例如為何黃大仙要封閉、禁止聚集;車公廟卻可以照常聚集上香求籤?難道 Omicron 病毒會攻佔黃大仙,卻與車公友好?

這一切,加上香港一代人脆弱的心理承受力 ,只要特區政府宣佈未來爆發風險只會死 20 人,也會引起公眾恐慌。但是美國至今卻死了 90 萬人,美國 3.3 億公民。或許這就是達爾文主義,在西方文化的土壤扎根二十年,形成的西方社會基因。

冠狀病毒不只是一場醫療科學的東西文化競爭,還是中國一夫當關、誓要取代美國,支配全球未來百年價值觀的一大戰役。在這場戰爭中,香港特首被逼無奈選邊,這是 700 萬香港人在此一歷史夾縫中無奈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