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田勝利道一帶，如今只是平凡的住宅區，但背後其實有著不凡身世。這裡曾經是香港首個「花園城市」實驗場地，由熱衷園藝的葡萄牙人發起，居民亦以葡裔為主，發展自給自足的互助社區，戰時更一度是葡萄牙領事館所在地，憑藉中立國地位接濟過大批難民。究竟這場城市規劃實驗何以誕生，最後又何以落幕？
這裡所說的葡萄牙人，不是從葡萄牙遠渡而來，而是原居自一海之隔的澳門。開埠之初，英國人還不適應香港水土，惟獨定居澳門數百年的葡人早就習慣華南氣候，又精通多種語言，因而深受殖民政府與商人器重。葡裔人口多數聚族而居，最初在半山區落腳，今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座堂，便是初代葡人為自身宗教需要在社區附近興建。
踏入 20 世紀，中國政局愈見不穩，更多華人家庭來港定居，葡人難以負擔市區高昂租金。保險商人義德（Montague Ede）於是在 1912 年建議，在跑馬地黃泥涌發展「賈梅士城」（Cidade Camões）葡人住屋計劃，計劃以葡萄牙最偉大詩人賈梅士（Luís Camões）命名，得到德高望重的葡人領袖布力架（José Pedro Braga）背書。
然而，另一位葡人領袖梭亞雷斯（Francisco Paulo de Vasconcelos Soares）反對計劃，認為葡人專屬住宅區，最終會淪為隔離區（ghetto）。當年 1 月 29 日的「孖剌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亦有報道爭議，梭亞雷斯建議在九龍何文田建立「花園城市」，最終成為緩解住屋需求的方案。
「花園城市」的理念，始於 1898 年英國城市學家侯活（Ebenezer Howard）發表的著作「明日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他建議分解人口擁擠的大城市，在郊區建立多個衛星社區，重建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同時透過鐵路和公路接駁兼得城市的便利，是糅合城鄉優點的嘗試。這在當時香港前所未見，即使在西方亦是嶄新的規劃概念，梭亞雷斯明顯受侯活前衛思想啟發，更重要的可能是承繼自葡裔長輩對園藝的熱誠。
消失的油麻地避暑莊園
根據布力架記載，梭亞雷斯父親馬蒂亞斯（Mathias Soares）是澳門加思欄花園（Jardim de S. Francisco）的設計師，被形容為「熱情的葡萄牙種植者」，開埠初年在西營盤花園洋房醉心園藝實驗。英國接管九龍半島後，其葡裔園藝同好羅郎也（Delfino Noronha）和老沙路（Marcos Callisto do Rozario）於 1876 年投得油麻地海邊的農地，興建馬來亞風格避暑莊園，位置大概是今日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
當時馬蒂亞斯與羅郎也經常結伴同行，在暑期每日乘坐舢舨到莊園埋首園藝，從澳洲引進冷杉和松樹、從新加坡引進椰子樹，園內種植香蕉、桃、無花果、番石榴等，他們成功栽培的菠蘿種，據傳成為新界的重要作物。不幸的是，馬蒂亞斯夫婦在 1883 年突然雙雙離世，遺下年僅 15 歲的梭亞雷斯。
葡人會所西洋會館（Club Lusitano）資料指出，梭亞雷斯由親戚撫養，入讀天主教名校聖若瑟書院，曾經在父親舊僱主鐵行輪船公司（P&O）任職會計，後來轉行股票經紀而賺取豐厚收入，1901 年迎娶家勢顯赫的葡裔女子艷馬（Emma da Soledade Selavisa Alves），躋身在港葡人社群的核心。
梭亞雷斯薄有成就之時，父輩在油麻地建造的莊園早已被城市吞沒，但他遺傳自父親的園藝志趣，卻充分表現在花園城市計劃當中。按「孖剌西報」報道，計劃以合作社方式營運，首要目的是向歐裔居民提供價格合宜的租盤，其次是「盡可能開發該區的園藝潛力」，期望出產的蔬果能夠自給自足，盈餘通過合作社分銷市場，可望成為新界發展的模範。梭亞雷斯在計劃草稿表明：
那些認為這項計劃是烏托邦的人，應當回顧一下加州歷史，淘金終究被證實不及耕作、水果種植、飼養牛和家禽般，能夠為社區帶來巨大財富及舒適生活。
英葡混種的何文田花園城市
何文田的選址同樣講究，花園城市既要具備足夠種植土地，又要便利居民出入，租金又不能過高，梭亞雷斯於是看準九廣鐵路以東的何文田地段，位置介乎今日亞皆老街與窩打老道之間，當時仍是未開發的荒野。1913 年起，梭亞雷斯花數年時間平整土地，並開始建屋工程。
適逢英國戰勝第一次世界大戰，梭亞雷斯把其中三條主要街道，分別命名為勝利道（Victory Avenue）、太平道（Peace Avenue）與自由道（Liberty Avenue）。他又以家族名義命名梭椏道（Soares Avenue）、以妻子之名命名艷馬道（Emma Avenue）、以女兒之名命名棗梨雅道（Julia Avenue），其中梭椏與棗梨雅的譯名，明顯加入了植物元素。
寬敞大宅連花園設計，特別迎合葡式大家庭需要，使葡裔成為當地主要人口，但其中也有其他歐裔及華人居民。被奉為「何文田之父」的梭亞雷斯，居住在自由道 2 號兩層高大宅，接近花園城市的中心，曾經招待不少政要名流，包括有後來擔任葡萄牙總統的軍官達科斯塔（Manuel Gomes da Costa）。
對於花園城市的日常運作，後世記載不多，但葡裔社區的自給自足與互助關係，卻在戰時拯救不少生命。1941 年香港淪陷時，年屆 78 歲梭亞雷斯才經歷完喪妻之痛，兩名兒子又因加入義勇軍被日軍俘虜，但他當時正擔任葡萄牙駐港署理領事，在危難期間根本分身不暇。其外孫 Bosco Correa 憶述，祖父當時把領事館遷至自由道 2 號，利用葡萄牙中立國地位接濟多達 400 名難民。
在物資短缺下，梭亞雷斯組織葡裔居民供給難民基本需要，又安排葡裔壯丁在街口站崗，防止匪徒趁亂搶掠，最終得到日軍不侵犯的保證，令懸掛有葡萄牙國旗的何文田免於戰火摧殘。梭亞雷斯在戰時簽發大量證件，讓難民渡海到澳門避難，形如「港版舒特拉」，西洋會館估計多達 600 人受惠，但此舉卻遭到葡萄牙政府譴責處分，叫梭亞雷斯深受打擊。
當勝利再次降臨勝利道，兩名兒子也終於獲釋之時，年邁的梭亞雷斯已身心俱疲，家產在戰時亦大幅萎縮。外孫 Frank Correa 指出，梭亞雷斯最終被迫出售自由道 2 號大宅，1953 年 6 月 25 日在天主教安貧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養老院舍與世長辭，享年 85 歲。
很多葡人家庭在戰後各散東西，花園城市也在 50 年代起陸續清拆，大多重建成密集的住宅高樓，不變的只有街名、街道佈局、以及建造花園大宅時隆起的地台。有趣的是，在何文田花園城市興建同期，香港陸續有人提出類似計劃，當初提議興建「賈梅士城」的義德，也在 1921 年牽頭發展九龍塘花園城市，其低密度社區仍大致保留至今。
我們無法得知，九龍塘花園城市有多少受梭亞雷斯啟發，但梭亞雷斯的構思，就顯然擁有英葡混種基因 —— 英國前衛城市規劃理念，加上葡裔父親對園藝的畢生熱情。
資料來源
-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2014
- 葉農：「渡海重生：19 世纪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 José Pedro Braga, edited by Barnabas H.M. Koo, The Portuguese in Hongkong and China, Macao: University of Macau, 2013
- “Housing Schemes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29th January, 1912)
- Club Lusitano, Francisco Paulo de Vasconcelos Soares, 1868-1953. (http://www.clublusitano.com/francisco-paulo-de-vasconcelos-soares-1868-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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