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我們了解香港歷史時，通常會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大視角切入，有時候會忽略了本土的生態變遷，由城市偶爾見到的貓狗，到山上的野豬、馬騮，都是香港的一分子。2021 年，民間歷史學家楊潤甜就於「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發表研究文章，譜寫 1870 年到 1940 年間，一段香港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史。
在 19 世紀中後期，狩獵活動在香港不算罕見。一些上流階級的白人男士，會視狩獵為社交活動，而中下級的軍官會視之為確立社會階級的機會。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後，狩獵活動延展到新界的鄉郊地區。楊潤甜考掘出一些反映當時情況的舊報章，例如 1903 年 9 月 7 日，「香港周報」（Hong Kong Weekly Press）報道新界一個關口出現疑似大灰狼襲擊家畜，於是有人組團追捕。報道同時也諷刺，新界可以狩獵的大型動物並不多。
相信到 1930 至 40 年代，香港的狩獵活動仍未絕跡。當時一本科普季刊「香港博物學家」（The Hong Kong Naturalist）介紹華南地區的自然生態，其中就有文章講解其時常見的獵禽，例如田鷸、丘鷸，並刊登由讀者分享的狩獵經驗。另外，當時亦有文章傳授在香港捕獵野鹿的心得。
打獵除了是白人的社交活動，也是香港華人謀生途徑。一份有關 1899 到 1912 年新界發展的報告指，當地華人特別喜歡狩獵豚鹿，因為肉質最美味，而且可以賣得很好的價錢，村民會帶同獵犬，架設陷阱大量捕獵牠們。不過楊潤甜認為，報告所指的有可能是赤麂，因為豚鹿並非本港常見物種。一份 1932 年的文件也指出，有涌背村村民曾用陷阱獵得一頭豹，最後把其肉、骨、頭、牙、髯鬚和爪競投，最終賺得 150 港元，剩餘的豹皮就轉交沙頭角警署。
打獵的另一個實際作用，是驅趕害獸和捕食者。村民會捕殺赤麂、狐狸和野貓，以免牠們損害農作物和家畜。1909 年一份報告就指，政府為了增加鳴鳥數目，下令撲殺會襲擊小雀鳥的喜鵲，短短半年內香港警察在港島和九龍槍殺了 679 頭喜鵲。而香港殖民初期最大型的捕食者相信是老虎，1899 到 1912 年新界發展報告提及，本地華人曾經在深水埗附近一個山洞殺死兩頭老虎。1915 年，上水有老虎咬死警員，最後被捕殺，虎頭被製成標本展出。
不過到 19 世紀末，出於群眾壓力、環境保護和公共安全考慮，港英政府開始加強規管狩獵行為，例如在 1884 年設立休捕期，禁止市民在 4 月到 9 月期間出售野雞和鷓鴣；1914 年又延長休捕期到 2 月初至 10 月中，同時將範圍擴大至鹿、野兔、千鳥、野鴨、鵪鶉、綠頭鴨和赤頸鳧等動物。後來，政府曾微調期限和範圍。
1885 年，港英政府引入發牌制度。在 1904 年，狩獵牌照申請費為 10 港元，當時來說並非小數目；牌費往後曾上調，又要求牌照持有人定期續牌。1931 年，政府把牌照申請費上調到 25 港元，而且規定除了狩獵、練習和自衛外，一般市民不能使用武器。即使有牌照亦不代表可四處打獵。1914 年，政府禁止在港島人口稠密的地區捕獵；到 1920 年，禁令開始涵蓋粉嶺，1922 年延伸至九龍，1929 年到長州，1936 年覆蓋港島全島。
隨著城市化急速，鄉郊用地和野生動物品種愈來愈少，政府規管愈加嚴格，香港狩獵活動也式微。1980 年，香港政府正式禁止打獵活動，當時 414 個狩獵牌照都不會延續，並只批准在指定槍會使用槍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