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全球經濟電子化和產業升級，很多國家都希望把經濟中心轉移到高階產業，例如金融產業、專業服務、創意科研等。不過，很多時一些更基本的衣食住行，才真正到影響日常生活。在 2018 年，一個跨國的研究團隊就發表著作 Foundational Economy: The Infra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呼籲把經濟政策重心返回基礎型經濟（Foundational Economy）。
2016 年，一班歐洲學者成立了「基礎型經濟共同體」（Foundational Economy Collective），希望探索一套全新、激進的方式，反思經濟和發展政策。所謂的「基礎型經濟」是指為了讓市民不論貧富和地域，都能得著文明生活所需的基本要求。他們認為「基礎型經濟」由兩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是「物質建設」（material infrastructure）如水力、電力和銀行系統。另一部分是「基本服務」（providential services）如教育、醫療和收入保障。
Foundational Economy 一書認為經濟學傳統的理論模式和統計方法，時常低估了「基礎型經濟」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一眾作者批評經濟學側重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增長，但數字升幅其實難以轉化為人們總體生活質素的提升。他們認為聚焦「基礎型經濟」有幾大好處。首先，這可確保無法享用私人服務的人，都能有基本的福利保障。其二，家庭消費需要由一連串的社會供應網絡所支撐，例如一個地方要發展電子經濟的話，就先要有完備的通訊網絡。最後，這些經濟活動會創造大量就業，而且就業空間通常不會被國際競爭者侵蝕。
「基礎型經濟」的興起與沒落
由 19 世紀中開始，歐美的地區政府曾經十分重視「基礎型經濟」的建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在漢堡、維也納和英國一眾的煤礦鎮到達顛峰。在戰後，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興起，西方各國擴張福利體系，也延伸了中央政府的權力範圍至地方層面的「基礎型經濟」。不過到 1980 年代，國際社會轉向新自由主義，強調以私有化、外判和緊縮政策等形式刺激經濟，加強公營服務的效能。
作者們認為一套「私有化凱恩斯主義」（Privatised Keynesianism）體系已經成形，政府透過提升家庭債務和按揭抵押貸款，彌補社會服務供應的不足。同時，在資本主義高度金融化的年代，「基礎型經濟」的風險相對低，而且利潤周期更長，故此受到投資者的青睞。不過，公營服務私有化的結果，是商家透過壓榨員工、供應商和客人來追求更高回報，而非加強投資和創新。書中就以英國和意大利的鐵路業和護理業為例，證明服務質素如何因私有化而受損。
「基礎型經濟共同體」認為政策制訂者要意識到市場競爭的局限性，要把資本主義變得更加文明，要重新強調企業的公共責任，市民而非「消費者」才是政策重點。他們嘗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例如以「社會發牌制」（social licensing）取代外判制，要求投資要確保社會回報，並為債務融資設限，以及加入勞工權益保障的條款。而「社會發牌制」的具體規模要視乎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各地的政治面貌。
他們認為自己是要重構「自由集體主義」（liberal-collectivist）的傳統，以一套倫理視野把經濟重心帶回人類的基本福祉。「基礎型經濟」應該是公共、私人和中介商築構的生態鏈，這是凱恩斯和貝佛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二戰前已經提倡的經濟觀，只是在後來的國有化浪潮中被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