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cky Yu／雅息士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
改制後的首屆區議會選舉總算完結，參選人需取得最少三名地區委員會之提名，令傳統本地精英也難以入閘。一直被視為代表本地商人階級的田北辰則提到，其政治團體實政圓桌派出五人參選，但只有一人取得足夠的地區委員提名，最終亦告敗選。而今年，暨南大學就有多達 21 名校友當選區議員。筆者認為上述事件雖只涉及地方議會層面，但與孔誥烽於「邊際危城」一書中提出的「商業壟斷精英的大陸化」（the Mainlandization of Business Monopolies），頗為吻合。簡單而言，即本地商人的政治影響力逐漸邊緣化，政經角色更可能被內地商業精英所取代。
孔於書中提到，主權交接之前，不少外資企業放售在港資產，本地商業精英乘勢大肆擴張，取代過往英商的角色，把香港經濟命脈掌握其中。隨著特區政權成立，港商們需要保障在港利益，亦冀望能分享中國經濟成果，故本地商業精英開始向北京陣營靠攏（Fong，2014）。立法會的功能界別選舉模式，就是以鞏固上述的管治聯盟關係（Lui and Chiu，2009；Chan，1991）。
然而，港資證券行已被中資公司大舉收購，並慢慢取代歐洲銀行和華爾街投行等外國券商的地位，為內地企業充當在港上市的承銷商，牟取暴利。中資公司亦偏好聘用大陸出身的從業員和分析師，內地人與香港人在該行業的比例為 60% 比 30%（餘下 10% 為外國人）。香港的證券行業可謂已掌握在內地資本家之中。
除此之外，內地地產商亦頻繁參與到香港的土地買賣之中。中資地產商把投資香港房地產事業視為資產轉移，故往往把土地成交價推升到比底價超出 30% 至 40%，收窄了建屋帶來的利潤，但香港地產商需考慮利潤因素，因而難以與中資地產商競爭，內地地產商亦得以藉此囤積香港土地，為壟斷香港經濟建立基礎。加上賣地一貫乃特區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變相此舉亦一定程度地控制了港府的收入，無疑大大提升了中國商人的政經影響力，更開始積極投身於香港的政治參與，當中尤以華菁會為甚。
華菁會創立於 2011 年，其高層多為來自本港不同產業的內地精英，而前特首梁振英又為華菁會的名譽贊助人。梁於 2013 年成立的金融發展局，便委任了當時的華菁會主席陳爽為董事會成員之一；華菁會的永遠名譽主席陳晴又曾任港府中央政策組成員；該會亦與建制團體組織反港獨遊行、簽名活動等。
綜上可見，內地精英政經資本上的擴張相輔相成，已成長為一不容忽視的勢力。隨著選舉制度改革，立法、區議會的委任議席大增，被委任議員的個人背景、本地商人精英又會否再進一步被排擠出管治聯盟之外等，亦頗值得深究。在此引用孔書中的話語作結，北京是否信任這班內地精英，容許他們進入權力核心，尚需時間觀察，但無可否認，一眾內地精英已愈來愈積極參與到香港政治之中。
參考資料
- Chan, Wai-Kwan, 1991.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ong, Brian, 2014.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s Capitalist Class: Implication for HKSAR Governance, 1977-2012.” China Quarterly Vol. 24, No.4. 724-50.
- Lui, Tai-lok and Stephen W.K. Chiu, 2009. Hong Kong: Becoming China’s Global City. London: Routleedge.
- Hung, Ho-fung, 2022. City on the Edge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