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Matthew Hurst
Hong Kong Infosphere 授權翻譯和歸納
1976 年，澳洲記者 Richard Hughes 寫過一本題為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的書，形容英殖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到 1997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便屆滿，英國將要歸還佔香港 92% 領土的「新界地區」。香港在戰後經濟急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和英國也嘗試把複雜的九七問題擱置不理。
直到 1979 年，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應邀訪問北京，與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會面，席間首次提出香港前途問題，而鄧小平的立場是要堅決收回香港。到 1982 年 9 月 23 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趙紫陽會晤，並於翌日見鄧小平。在該場中英首腦會談，中方再次明確重申收回香港的立場，亦為往後兩年的香港前途談判掀起序幕。到 1984 年 12 月 19 日，兩國元首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的命運。
現時大量歷史學文獻重組 1982 年首腦會談，以及往後香港前途談判的細節。然而，由 1979 年雙方首次提出香港問題，到 1982 年的首腦會談，中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英國如何研判香港形勢？英國如何建構對香港議題的立場？學界的認知仍然不多。
約克大學歷史學博士生 Matthew Hurst 在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發表的文章，整合了大量英國國家檔案館和戴卓爾夫人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主要指出兩點。當時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走向改革開放，為英國人帶來重大的商業機遇，而他們也深信英國管治的香港會在這段中國現代化歷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為此，英國初時將香港議題視為根本上的經濟問題，把事情簡化了，忽略了香港歷史背景如何影響中方的看法。這使得戴卓爾夫人對 1982 年的領導人會議毫無準備，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言論會引起中方不悅。尤其英方擺出了只有自己知道甚麼對香港最好、中國人無法成功地管理香港，需要英國指導的姿態。
此外，戴卓爾夫人試圖說服中國，英國式殖民主義是仁慈和無私的，而且代表了絕大部分香港人的意願。不過，英國政府很難評估和凝聚香港民意，內部聲音認為「公投不切實際」，而要到 1982 年訪華前夕，戴卓爾夫人才接見行政局議員鍾士元、鄧蓮如等立法局和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而戴卓爾夫人亦忽視了部分顧問意見，當無論中方代表抑或是香港的非官守議員代表，都認為香港和新界是不可劃分，戴卓爾夫人堅持「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的有效性，認為香港和新界可分開討論。她最終無視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的勸告，在 1982 年領導人會議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
雖然在領導人會議後，雙方發佈聯合公報，表示兩國在香港問題上進行了友好談判，但這一公報掩蓋了分歧。戴卓爾夫人在主權、可分性、和條約有效性方面的立場，冒犯了中方，加深了中方對英國意圖的猜疑。作為回應，中方堅持要求正式談判時，必須首先解決主權問題。戴卓爾夫人本來目標在領導人會議後六個月內達成協議，但直到 1983 年 3 月，她轉向更溫和立場，才打破僵局，令正式談判得以於 1983 年 7 月展開。
- 原版全文（免費開放）：
Hurst, Matthew. 2022. Britain’s Approach to the Negotiations ove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1979–1982.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4(6): 1386-1401,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7075332.2021.2024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