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Infosphere:由危機到身份認同 —— 後 2019 的香港獨立音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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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27 日,在 Hidden Agenda: This Town Needs 舉行的最後一場 Live。 圖片來源:路透社
文:講 Indie(張諾銘、Francois Mouillot、簡樂芝、Jonathan Chan)

今年 6 月中,我們一班對本地獨立音樂有興趣的學者「Society of Hong Kong Indie Studies」,在香港學會 2023 年研討會發表了 4 個關於本地獨立音樂的專題演講。這次應該是香港學術界首次有研究小組在大型研討會探討獨立音樂。在這個香港社會快速變遷的時期,希望以多學科的角度提供一點獨立音樂文化圈的資訊,讓各界學者及以外的人士知道,儘管獨立音樂在香港社會還比較少人認知,這文化在其中仍佔有一個重要地位。

在大財團及跨國公司主導的主流娛樂圈(有時稱「樂壇」)底下,香港的獨立音樂圈一直處於下等位置。無論因為香港大眾對主流以外的樂風接受度低、對「夾 band」有一個「只是業餘活動」的印象,或在種種經濟及政策因素影響下而沒法讓公眾目光瞰見,獨立音樂圈一直處於瀕危的狀態。在這景況底下,獨立音樂圈在學術界更是被忽視。

張諾銘博士:探討「香港藍調」

張諾銘博士以半人類學、半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本地藍調話題,透過音樂人「藍調人」發表的歌曲及其個人訪問的言論,探討藍調這個跟美國非裔文化扯不開的樂種,在香港可以如何構成一種本地化的「香港藍調」。張用藍調人歌曲的各種元素,講述藍調人如何以廣東話歌詞、取樣(sampling)流行廣東歌、以正面的音色唱出悲傷情感等等方法,去演繹出一個獨有的「香港藍調」。

Francois Mouillot 博士:疫情間使用網絡,改變獨立音樂圈

Francois Mouillot 博士從音樂圈在疫情期間使用網絡的方法,了解獨立音樂如何往「公眾化」及「地下化」的兩極方向發展。疫情期間舉行的獨立音樂線上音樂節,以主流娛樂圈慣常使用的推廣手段作推銷,可以視為一種音樂圈的「專業化」或「商業化」。另一邊廂,各種不同的音樂團體或場地,利用社交媒體的非公開通話群組將音樂活動「私人化」(“go private”)。這種音樂地下化不單止將音樂活動的資訊更進一步「小眾化」,也將這些群組的成員由一個本身互不相識的場景(scene),變成一個在群組內會互相聊天說笑的「音樂社群」(music community)。Mouillot 更透過這些例子,說明在線平台於疫情下及以後獨立音樂圈的重要性。

簡樂芝:獨立音樂圈的自我監管傾向

簡樂芝 Gigi 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圓形監獄論,描述獨立音樂圈在香港政府注目下作出自我監管的方式。她概述出本地現場表演場地近十年內遇到的種種困難,包括工廈政策、外國樂手簽證、受政府選擇性針對等問題。在疫情的非常時期,加上一向的「潛規則」,不同場地及活動主辦在演出期間要求觀眾們別將照片上載社交媒體,甚至觀眾也「自動自覺」不拍照、不上載、不打卡,並將這些打壓所迫出的行為納入音樂圈文化的價值。

Jonathan Chan:透過獨立音樂活動,構建理想香港身份

Jonathan Chan 指出,疫情時期經常聽說主辦留意到觀眾數目反而上升,並探索其原因及講解這現象與身份構造的關係。透過多名觀眾的訪問,他解釋在 2019 年運動後,本土意識抬頭影響下,多名觀眾主動尋找本地文化象徵(cultural representation),去表現自己作為香港人的獨特身份。他解釋,透過主動參與地下音樂演出,以及在現場配合種種安全措施(不拍照、不上載、暫停表演、保持寂靜等),音樂表演不單是娛樂活動,更透過在現場社群中的互相合作、互相照顧精神,共享音樂的情感性,表現出他們的身份認同,成為構建出他們理想化的香港身份的過程。

雖然這次研討會可能講解不出關於獨立音樂的廣泛知識,但我們希望透過這次專題演講,令更多學者了解這「小眾」文化的重要性。演講結束後,有學者上前表示她當年有意研究獨立音樂,但被教授拒絕,在研討會上看見獨立音樂研究專題小組而受感動。我們希望繼續在香港及海外研討會發表演講,讓更多人對本地獨立音樂有興趣,或有機會吸引更多學者去做相關研究。

※ 此欄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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