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效應」可謂犯罪學上最廣為人知的理論，其中心要旨是，若社會放任如肆意毀壞、隨街掉垃圾等不良行為，則會誘使他人模仿犯罪，情況甚至變本加厲。這理論於 1990 年代在美國普及，廣受執法部門採納，主流以為要強烈打擊罪行，就可減少罪案發生。然而，「破窗效應」真的可信嗎？根據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專題，雖然此說有其價值，但其效用或許被後人誇大。
破窗理論的源起與普及
「破窗效應」的源頭可追溯至 1969 年由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 Philip Zimbardo 所作的社會實驗。在實驗中，Zimbardo 將兩輛沒車牌的私家車分別棄置在紐約市的貧民區和加州的中產區。只需 10 分鐘，放置在紐約市的棄車即被破壞，但在加州的棄車在一星期內依然完好無缺。實驗沒有就此結束，接下來才是關鍵：Zimbardo 以大錘猛擊加州的棄車，再看看棄車的遭遇——和紐約市那部一樣，原本相安無事的棄車很快就被人摧毀肢解。
1982 年，犯罪學家 George L. Kelling 和 James Q. Wilson 在 The Atlantic 上發表著名文章「破窗」（Broken Windows），把 Zimbardo 實驗結果應用在執法層面上：「一旦秩序遭擾亂，不論是哪一種社區，事情都會向不可收拾的方向墮落。」亦即，如果警察在火苗變為大火前能解決問題，或能阻止更大的罪行發生。兩位犯罪學家建議，警方不應集中資源處理大案，反之應撲滅社區內種種小罪行。
把理論實踐於社會的，是 90 年代初的紐約市長 Rudy Giuliani。Giuliani 上任時，紐約市犯罪率高企，警方亟欲回復良好治安。有見於此，Giuliani 把「破窗理論」引入城市管治上，嘗試從細微處著手，打擊罪案。最初，紐約市派遣過百警員到地下鐵路遏止向來嚴重的逃費情況，然後警方再打擊高買偷竊、塗鴉私煙問題。結果，意外地，謀殺率在新政實施後逐漸下降，Giuliani 因此戰績而成功重選市長。在 Kelling 的學術加持底下，「破窗理論」亦變得普及。
可信還是誇大？
然而，應用「破窗效應」於執法上的效用確切可信嗎？接受 NPR 採訪時，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律教授 Bernard Harcourt 表示：「破窗理論」的實效被後人誇大。的確，紐約市的犯法率在 Giuliani 上任後逐年遞減，但這趨勢非在警方採用「破窗理論」後才開始。Harcourt 指出，從 1991 年起，不只是紐約市，全國各地犯罪率亦有下降趨勢。有學者認為，這現象或與可卡因風潮完結，又或與更嚴峻的刑罰制度有關——總之，「破窗理論」的應用並非犯罪率下降的唯一因素。
Harcourt 又認為，Kelling 支持「破窗理論」的研究文章有其謬誤，在文中，Kelling 沒有把「均值回歸」（mean reversion）納入考慮之中，所以他呈現的非事實之全部。所謂「均值回歸」，即「升得愈高，跌得愈低」，時間有多長，趨勢都不能永續，只會回歸均值。宏觀美國犯罪率數據就可看到，在 1990 年代美國犯罪率下跌前，曾有一連串的急升急跌。
另外，「破窗理論」應用於警方執法方針後，亦帶來了負面影響。1993 年後，民間對警察濫權的投訴愈來愈多。於 2001 年 Michael Bloomberg 成紐約市長，推行「攔截搜身」（stop and frisk）後，情況更有過於而無不及。如此基於「零容忍」理念、擴大警方職權的做法，已逐漸偏離原本「破窗效應」及其引申理論，反而損害民權。
雖然「破窗理論」降低犯罪率的效用可能只是迷思，但 Harcourt 認為，不需把話說盡：即使「破窗理論」對犯罪沒有顯著影響，維持秩序還是多元大都會中重要一環，追求良好治安還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