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從此降下了一飄香港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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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路透社

鄧永鏘逝世,身為香港對西方的一名文化大使,鄧永鏘是一位不可取代的人物。因為他的家世、教育背景、為人開朗童真活潑的性格,廣東人的尖酸刻薄與英式幽默的自然契合,剛好是一個香港時代東西造化的獨特產品。

鄧永鏘的英文,下過苦功。他也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但很奇怪,香港特區政府似乎從來沒有考慮過邀請這位真正的社會精英出任公職。或許有人曾經嘗試過,但被他婉拒。更有可能是他的性格和英國語文的造詣,令很多香港建制的精英自卑。

很多人以為鄧永鏘系出伊頓公學、牛津畢業,而不知道他就讀的寄宿學校並非全英國排名頭 10 位,而且「只」在倫敦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在劍橋讀法學碩士。他 12 歲移居英國,有足夠時間浸潤於以保守黨為主流的英國文化,極之了解英國階級社會各種精細而含蓄的規則。

鄧永鏘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做高級中國料理開始,然後進軍中國唐裝,創立 Shanghai Tang ,他知道英國和西方人眼中「獵奇中國學」(Chinoiserie)心理的文化想像,能迎合此文化為西方市場創造中國服裝。

鄧永鏘是一個通俗市場版的香港林語堂,懂得包裝,在中西文化之間,營造一個 Fusion 恰到好處的品牌形象,而且只此一家。英文是他最有力的市場催化劑,雖然他對於中西學術並無興趣。

因為他性格好動,有時還有惡作劇的言語傾向,好像一名頑童。幾年來的香港書展,鄧永鏘自資包場,邀請英國真正第一流的作家和學者來香港與讀者交談,他自己居中主持,時而口癢而出言嘲笑英文不夠好而提問的華人讀者,有時過份尖刻,時而引起滿座其他人大笑,令台上的英國知識分子笑不出來。氣氛雖然尷尬,但他天不怕地不怕,鄧氏講座、必有佳趣,日漸成為書展的高潮。

鄧永鏘是一個性格分明、菱角尖銳的狂士,卻很聰明地不參與香港和中國的政治。如果中國沒有 1949 年之巨變,如果中國的外交界由顧維鈞、胡適這一系香火下傳,而出現了真正的中產精英政權,這樣的人物不必長期以一襲唐裝、一枝雪茄、一口幽默地道的英語遊走於倫敦西敏市白金漢宮一帶的宴會廳,鄧永鏘和鄧蓮如必有更大的舞台,而且在那樣的平行宇宙,如果有的話,這兩個姓鄧的華人,發揮之處,必較鄧小平更精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