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軍沒有發動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會否改變？如果希特拉帶領納粹德國勝出大戰，今日的世界又會否截然不同？這些對歷史種種「如果」的幻想，成為了不少小說家的創作靈感；而那些推翻歷史，重構平行時空的作品，被稱為「架空歷史小說（Alternate History novels）」。雖然人類的想像力一直澎湃洶湧，但原來「架空歷史小說」在 1960 年代才逐漸在西方興起，至 1990 年代後產量達至高峰。為何如此？
何謂「架空歷史小說」？其定義範疇眾說紛紜，卻萬變不離其宗 —— 即使歷史事實擺放眼前，小說仍要重新想像，設計一個重大歷史時刻，改變後來的發展。文學學者 Elisabeth Wesseling 稱，這類小說持一種獨特而帶有悲劇色彩的歷史觀點：任何歷史情境都只是眾多可能性中恰好實現的一種，歷史進程是許多選擇與機會的浪費與丟棄，而人的抉擇隨時可以干預歷史發展。
據美國文學評論家 Catherine Gallagher 的學術統計，宏觀西方文學發展，上文描述的這種「架空歷史小說」，在 1960 年代前，只有 20 部。可是，是自 1960 年代起，單計以英文寫作的「架空歷史小說」，就有 300 本，過半更是在 1990 年代發表。
就如科幻小說的興起反映了人類對科技發展進程的思慮，「架空歷史小說」的興起也是對時代的回應，時代愈是激盪，人愈會思考歷史發展的陰差陽錯，愈想在文學世界中想像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史密森尼雜誌」撰稿人 Lorraine Boissoneault 指出，「架空歷史小說」的原點始於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後。這兩場使西歐改頭換面的事件，使人類對歷史產生不同的看法，以為歷史沒有理性可捉摸的發展模式，而是由一系列複雜因素所生成，其中人力佔的分量並不少。由此，人類開始有改變歷史的自信，甚至思考個人決定對歷史能造成多大影響。西方公認的第一部「架空歷史小說」、法國作家 Louis Geoffroy 的小說「拿破崙與征服世界，1812 – 1832（Napoleon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1812 – 1832）」就是在這兩宗事件後所寫。在書中，Geoffroy 想像，如果拿破崙當初不下決定撤軍，而是直攻俄羅斯的話，後來則可建立覆蓋全球的龐大帝國。
Lorraine Boissoneault 續稱，若果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征途叫人考慮歷史的必然與偶然，那第二次世界大戰 —— 尤其是期間發生猶太人大屠殺 —— 的可怕經驗更迫使人想像，要怎樣才能避免悲劇發生。如此，大戰後人們的想像不只停留於扭轉戰爭結果，更延伸到人在過去應作怎樣的道德實踐才算正確。於是，「阻止猶太人大屠殺的世界」和「阿茲特克人擊退征服者」等「架空歷史小說」陸續推出，作者在小說中重新創造一個人類克服邪惡、實現善美的世界。
1960 年代後，舊日西方專制政體崩潰已為既定事實，民主運動從西方廣播，再度激發人類對歷史的質問，這些質問和思考自然滲透進文學世界中，持續推動更多「架空歷史小說」的出品。 加上，西方各國在這段時期積極糾正歷史錯誤，德國願意就大屠殺向受害者及以色列道歉賠償、南非向種族隔離的受害者賠款。Catherine Gallagher 認為，「架空歷史小說」的蓬勃發展契合這些努力，因為他們證明了，在不公行為與政策外並非別無他選的唯一歷史可能；只有他選存在，歷史真實才不會只能評為「令人遺憾的」（regrettable），更可評為「應當譴責的」（culpable）。
無論作品是想表達對歷史機會的錯失，又或慶幸世界沒有墮入黑暗，「架空歷史小說」引人入勝之處，總是讓讀者在歷史的真實之外，見到世界的另一種可能。也許只有抱著如「架空歷史小說」所持對現實發展的開放態度，而非持著宿命論看過去、現在與未來，世界才有機會在萬千種可能中，步向較好的一種「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