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時通訊科技當道的年代裡，時間不容有失，即時回覆代表美德，致使我們經常要為遲了回覆而道歉。得獎作家兼美國馬里蘭大學媒體研究學者 Jason Farman 最新著作 Delayed Response: The Art of Waiting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Instant World 提出，在這股崇尚即時的文化中，我們如何在不知不覺間付出無形代價，忘記了「等待」其實是細膩溝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後的 1700 年代末期，在美國國內郵寄一封信件，約莫需時 40 日才抵達目的地；1800 年代末，速度加快至 20 日之內；1920 年代空郵出現，信件最快可在數日內送達。隨後電話、電郵、即時短訊技術，不斷突破人際溝通界限，人與人的聯繫變得即時，「等待被視作需要革除的舊習」。
在著作中，Farman 帶讀者回到 Twitter 和即時短訊未出現前，以 7 個不同的時空，闡釋不同的聯繫工具，如何改變人對時間的觀念，包括 20 世紀初紐約的氣動郵件管（Pneumatic Mail Tubes）、英國伊莉莎白時代的蠟封密件、澳洲原住民的訊息棒，作品同時反思等待在溝通上的意義。
雖然即時通訊技術，理應消除人的等候回覆時間，但弔詭的是，如今收發訊息時，我們還是經常要說「不好意思，晚了回覆」、「Sorry for the delay」，似乎遠遠跟不上即時通訊所賦予的速度。
Farman 最近接受美國雜誌 The Atlantic 撰稿人 Joe Pinsker 訪問表示，每種通訊工具都為人際溝通的節奏定調，即時通訊令我們期望即時收到回覆，一旦這種節奏被打斷，我們便覺得有責任跟對方解釋。如今當我們為晚了回覆道歉時，背後往往反映我們實際上忙得不可開交，或者被海量的訊息淹沒。
這種道歉當然不是我們時代所獨有，回顧歷史會發現類似的書信無所不在，但其頻繁程度遠不及當下。譬如美國內戰時期，幾乎所有信件都首先交代時間問題，為何他們收到信件遲遲沒有回覆，「我昨日才收到你 9 月 21 日寄出的最後信件」。交代之所以必要，全因為戰爭時通訊中斷，可能意味著對方陣亡、受傷或失蹤，難免使對方焦慮。
如今我們既身處在昇平時代，但數分鐘的等待都耐不住，是否就代表我們不及祖父輩有耐性？Farman 卻認為，難以抽出時代脈絡比較，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其等待與耐性的概念，與當時的通訊科技息息相關。當我們預期某郵件只消 10 日送達，結果卻用上 20 日，我們自然會因為速度未達預期，於是變得焦躁而失去耐性。
時至今日，隨著科技加快我們的生活步伐，善用時間成了一項道德要求。很多時候，當我們向某人發短訊，但對方要我們靜候回覆，我們便會覺得這是浪費時間 —— 我最珍貴的資源，使我無法達到善用時間這項道德要求。Farman 期望著作能夠讓大家反思等待的意義，解開部分通訊科技加諸我們身上的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