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玩遊戲改編電影「返校」，以 1960 年代台灣白色恐怖為題，旋即引發社會熱議。現實中，這道歷史傷痕同樣未癒合。有當年政治犯的家屬在 11 年前揭發，親人從容就義前所寫下的遺書，竟然深埋國家檔案庫之中，幾經年月才向政府成功討回。6 位台灣作家以這批遺書為線索，寫成著作「無法送達的遺書」，利用文學筆觸重新譜寫這些政治犯的生命歷程，還原白色恐怖的真實面貌。
這些封塵歷史重新被翻開，始於年輕女子張旖容對其已故外公黃溫恭的好奇。1953 年，張旖容的母親還在襁褓之時，黃溫恭經已過世；2008 年，張旖容偶然間在政府檔案中看到外公有地下組織背景，本來被判處 15 年徒刑，卻在蔣介石親筆批示下改判死刑。她更意外發現外公寫有 5 封遺書，一直埋藏於國家檔案局資料庫當中，但家人對此一無所知。即使白色恐怖時代已經過去，但張旖容向政府申索遺書，還是不得要領。
一石激起千層浪，台灣白色恐怖時期長達 40 多年，被扣押的政治犯遺書當然不止黃溫恭。威權政府不但奪去異見分子的性命，還剝奪他們向親人道別的機會。2007 年 12 月，台灣民間成立的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為張旖容及其家人奔走同時，亦要求政府把其他受難者私人文書一併歸還，以實現轉型正義。
幾經周旋，時任總統馬英九終於 2011 年正式歸還黃溫恭遺書，同時命令檔案局清查超過 200 萬頁檔案，結果查出 177 位受難者私人文書，共 747 頁。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其後與檔案局幾經交涉，方順利把失落 40 至 60 年的遺書完整送抵家屬手中。在得到家屬同意下，促進會亦邀請作家，以遺書文本和家屬訪問，重構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生命歷程，寫成「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一書。
留下這批遺書的政治犯，大致可概分有兩批。第一批始於 1946 年，為中共在台灣建立的地下組織「省工委」成員，黃溫恭屬於此類；第二批見於 1960 年代，他們大多在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下長大，免疫於中共的政治宣傳，以追求體制內改革居多，部分渴求台灣獨立建國。他們背後沒有「大台」組織，大多紙上談兵，由幾名志同道合者組成讀書會交流意見，便可能遭到戒嚴時期的「懲治叛亂條例」定罪。
當權者「不願我們記起」的事實
本書所囊括的遺書，部分出自著名「泰源事件」的台獨政治犯手筆。1970 年，台東縣泰源監獄有 6 名台獨分子，分別是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江炳興和鄭正成。他們在 2 月 8 日帶著「台灣獨立宣言」與「文告」，計劃聯合警備隊佔領監獄，再攻佔台東電台，向世界宣告台灣獨立，但在刺殺警衛班長不果後，他們事敗逃亡。軍方隨即動用 3 個營 16 個連大搜捕，6 人全部落網，除鄭正成以外，其餘 5 人被判槍決。
「泰源風雲：政治犯監獄革命事件」一書，曾經點評鄭金河為「革命的全才型人物」，雖然本以殺豬為業，但「政治理念很強」。他臨終前為理想留下多段肺腑之言，曾叮囑倖免於難的鄭正成：「台灣如果沒有獨立，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恥辱」、「我們要走了，剩下的就留給你們了」。作家楊美紅形容，這短短的兩句話，道盡了青春的信仰 —— 他們對自己年輕生命的最終價值，全都寄託在台灣獨立之上。除憤怒、不甘、遺憾以外，鄭金河遺言流露更多是實現理想的期盼，在臨死前，展現出拋頭顱灑熱血，全是無可閃避的信仰。
鄭金河的獨立建國理想，亦早寫在兒子鄭建國的名字上。1970 年 4 月 6 日，他留給兒子的遺書如此寫道：
建國兒，在這世界上，你不能再見到你的父親。這是一件最悲痛的事。生離死別之苦，誰也無法避免，但是在悲痛中要克制神聖的眼淚，把痛苦吞進去，吐出歡笑來…… 為了愛父親就要更加改善自己，才可以安慰父親的靈魂。此後，無論做甚麼事，你必須常常反省，這是爸所喜歡的。
可惜鄭建國活過大半生，從未讀過父親親筆遺書，對父親的印象亦相當模糊，所知的生平事蹟不多，成長過程還因父親的政治犯背景，而受到政府機關的「特別照顧」。事隔 40 年後，鄭建國方有機會細閱父親的遺書，知道父親當初對他的期許。
斯人已矣，政權還要力阻政治犯為家人留下的遺言，究竟為何？1970 年 6 月 1 日，軍法處處理陳良的遺書時透露其中目的，文件特別節錄陳良寫給兄長和母親的兩句話：「這條路時時都有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可能」、「該為時代犧牲的孩兒而驕傲」。軍法處判斷，這兩句話暗示了「台灣獨立」為「時代」使命，因此是「不宜送達其家屬，而免發生不良影響」。
天下間的威權政府都沒兩樣，他們不敢送出和公開烈士遺言，正是懼怕文字裡燃燒著的理想光芒，懼怕遺言為人民帶來希望，傳承抗爭的意志。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對此特別警惕：關於國家暴力對廣大人民的侵害，我們必須記住當權者「不願我們記起」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