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美國總統甘迺迪西柏林演講中，道出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多年後的今天，美國參議員 Josh Hawley 到訪香港，說出「我們都是香港人（We’re Hongkongers）」。自由世界對抗爭者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抗爭者對民主自由的渴求才是必須。1989 年東德第二大城市萊比錫（Leipzig）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便向世人展示人民對共產主義統治的抗拒。
數以百萬計東德人，甘冒非法風險，偷看鄰近西德電視台的彩色電視節目，唾棄本國的黑白電視台。在電視裡，人們看到西方各種奢侈品及豐富消費品，但回顧現實，自己的國家及生活環境卻常受物資短缺所困擾。東德人對政府早已充滿失望及憤怒，這種情緒更在 1989 年間升級。當時的東德，由 77 歲共產黨員昂納克（Erich Honecker）領導。觀乎鄰國的波蘭、匈牙利正在民主過渡階段，昂納克卻拒絕政治改革。
1980 年代，美國在西歐部署核導彈，引發東歐大規模抗議。但與此同時，昂納克亦容忍一些反對蘇聯在東德部署核導彈的小規模和平運動。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當年萊比錫遊行組織者之一 Katrin Hattenhauer，如何在個人權利受打壓的情況下組織示威。她指當時的東德人：「家裡不允許有電話，而且他們任何時候都在監聽。」萊比錫的新教聖尼古拉教堂（St Nicholas Church），成為一眾異見人士的庇護所。人們稱教堂內的示威活動為「和平祈禱（peace prayers）」。當年 20 歲的 Hattenhauer 解釋：「聖尼古拉教堂是萊比錫的自由之所。雖然有秘密警察組織史塔西（Stasi）成員混入其中，但我們的活動不會被禁，因為這是『和平祈禱』，而非抗議活動。」
適逢當年夏季起的逃亡潮，不少東德人從不同渠道出逃至其他國家，而因時局而感絕望的人，紛紛聚集在教堂內。Hattenhauer 稱：「夏季的逃亡潮，為我們的示威提供巨大助力，許多失去了家人、感到絕望的人加入我們。教堂成為彼此分享經歷、討論當下生活走向的地方。」
9 月 4 日週一的萊比錫國際博覽會，成為反對人士公開表達訴求的良機，因為期間西方記者獲准進入當地。Hattenhauer 與其他異見者，決定要在讓反對聲音走上街頭。「我們必須帶領人們走出教堂，令其他人看見我們。」當日，他們在街上舉起橫額，上面印有「集會自由」、「建立自由人民的開放國家」等。儘管在場的史塔西成員馬上奪去他們的橫幅，但有西德電視台成功拍下經過。回顧當時的合理訴求被打壓，Hattenhauer 認為：「人們可以看穿東德政府的謊言，我們並不是政府所指的反革命罪犯。」
當日的示威受到打壓，但一石激起千重浪，終於促成 10 月 9 日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另一位當年的異見人士 Kathrin Mahler Walther 受訪時指：「星期一的示威遊行成功引起公眾注意，時機已經成熟。所有人都意識到：『啊，這裡真的發生變化了。』」一直在教堂主持「和平祈禱」的牧師 Christoph Wonneberger，與 Walther 等人聯繫組織成反對者網絡，構成 10 月 9 日示威活動的重要力量。
10 月 9 日當晚，7 萬人點起燭光，齊聚市中心，他們第一次走過秘密警察總部並高呼：「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在場約 6,000 名武裝警察及巷邊監視的秘密警察，眼見群情洶湧，亦只得退避。民權人士 Uwe Schwabe 表示：「儘管當時許多老人家嘗試阻止自己的孩子上街，但大街中仍可見不同年齡層的人。」
事實上，鑑於當年遠在中國的六四血腥鎮壓剛發生，東德政治局成員 Egon Krenz 甚至對六四鎮壓表示讚賞，許多抗議者擔心警察會開槍。因此，人群亦高呼「不要暴力」，避免激進示威者令警方有開槍的口實。與此同時，Wonneberger 安排另一名東德異見者 Siegbert Schefke 到教堂塔樓拍攝示威情況，又在當晚聯絡西德電視台進行採訪。第二天，7 萬人上街的新聞成功在西德播出。
抗議運動變得勢不可擋。一星期後，已有超過 10 萬人聚集於萊比錫市中心，抗議活動更在全東德蔓延。民眾的行為成功打破共產主義宣傳的謊話。一個月後，柏林圍牆倒下，更令人感到驚訝。事隔至今已 30 年，年屆 60 的 Schefke 接受訪問時感慨：「我困在鐵絲網內生活足足 30 年，現時的自由生活，甚至不比那段經歷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