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曆新年，大家會聽到各樣祝福，有些人會到廟宇，祈求健康運、桃花運、文昌運，但相信很少人聽過所謂的「道德運」（Moral Luck）。西方有些哲學家指出，我們成為好人抑或是壞人，有時都是運氣使然，一個人能否做好人，並非完全自己決定。哥德堡大學哲學家 Robert J. Hartman，就在去年於老牌學術期刊 Philosophical Studies 撰文，捍衛道德運的概念。
在東西方的倫理學傳統，很多哲學家在考慮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時，他們主要衡量一個人的動機，而不是事情的結果，故此會排除運氣因素，當中的表表者是康德主義（Kantianism）一派。康德認為道德存在人的理性之中，人的善惡抉擇，取決於人的意志選擇，人跟隨良好動機「善意志」（Good Will）行事，就已經是一件好事。至於中國儒家也有「義命分立」之說，「義者，宜也」，義即是合宜正確的事，而命則是「命限」，我們生命存在的各種限制。儒家會認為君子能夠「盡義」就很理想了，我們盡了應做的事後，結果如何就只有各安天命。
康德的理論，吸引之處在於人類在道德領域，有絕對自由，可以憑意志追尋美善。然而，在 1979 年，美國重要的政治哲學家 Thomas Nagel 提出了道德運的概念，指我們日常的道德判斷，會有不公平的地方，因為人做每一個決定，並非可以全盤控制。他提出了三種道德運：
第一種是結果型道德運（Resultant Moral Luck），例如在同一晚，有兩個司機同樣醉駕，司機甲平安無事回到家，司機乙則撞死了人，兩人的行為是同等地不負責任，但撞死人的司機乙受到的責備往往會比司機甲嚴重，法律作為社會道德實踐的話，司機乙所受的刑責也一定比甲嚴厲得多。
第二種是處境型道德運（Circumstantial Moral Luck），意思是人們每日會隨機遇到不同處境，這些處境令他的美善或者醜惡表露出來。再以醉駕為例，除了司機甲和司機乙，原來當晚還有司機丙，他同樣喝醉，但是當他打算駕車時，汽車引擎卻死火了，他因此坐的士回家，也避過了所有問題，以及被道德責難的可能。又這樣說，一次選舉中，林太和曾生爭奪地方首長一職，兩人都是對上級唯唯諾諾的庸才，曾生最後選輸了，卻反而有幸不用推出惡法，而背上污名，曾生就可說有道德運了。
第三種是構成型道德運（Circumstantial Moral Luck），一個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以至道德判斷力，都會受非自身控制到的因素影響，例如成長背景、文化、乃至身體質素。再以醉駕為例，司機丁小時候父親因醉駕意外身亡，所以他駕車前從來滴酒不沾，嚴守道路安全原則，做一位好司機。又譬如，一位地方領導人，成長背景充滿更多愛和關懷，成長路上更多朋友，性格不會這麼好勇鬥狠，也可能成為更開明的首長。
奧斯陸大學領袖及組織行為學教授 Øyvind Kvalnes，在 2019 年出版 Moral Reasoning at Work 一書，同樣談到道德運氣的概念。他就指出其實有第四種道德運，叫做關係型道德運（Relational Moral Luck），一個人當刻如何做決定，跟他身處的社會環境有關。人非聖賢，例如在一個機構，決策者很多時會依據同事的意見，才下判斷；在日常生活，遇到益友抑或損友，都會大大影響我們的行事準則。
Kvalnes 指出，在理論層面，我們會很易被說服，認為道德判斷應排除事情結果和背後的運氣因素，但在實際的道德，以至典章制度，我們很難單單抽空行事動機來看；Nagel 的道德運理論就點出了我們作道德思考時的張力和內在矛盾，讓我們重新反思道德批判的公平性。但願大家新一個農曆年度，人人都有道德運，而好人可以一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