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具體的執行內容和法律原則尚未釐清，卻如無意外會在 5 月 28 日獲全國人大通過，成為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大變局。林鄭月娥指西方民主國家也有國安法，有關法例不會影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可以制衡行政當局，同時保障法院獨立，而且國安法普遍乎合嚴格的國際標準，包括知名的「約翰內斯堡原則」。
法律學家 Sandra Coliver 曾在學術期刊 Human Rights Quarterly 撰文講解約翰內斯堡原則。很多人以為國家安全和言論與資訊自由互相衝突，對政府一方而言，公開秘密行動等資訊，事事讓媒體監督，將影響國家部門的行事效率，繼而削弱其保家衛國的能力。但有法律學者指出，兩者並非全然對立，只有言論與資訊自由互相得到保障，政府受監察而不能武斷獨行、濫用權力，迫害異見人士，才能無護國民以至國家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政府依法合憲地肩負正常的國防任務，也未嘗不是對人權和民主制度的屏障。
在這個背景下，英國人權組織 Article 19 和南非金山大學，就在 1995 年 10 月，召集了 37 名國際法和人權法的權威學者和律師，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研討會。專家基於國際法標準，以及各國各級法庭的案例，草擬出有關國家安全、言論和資訊自由的 25 項原則，通稱為「約翰內斯堡原則」（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下稱「原則」），希望平衡個人自由和國家安全的基本需要。這次會議由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資助，與會者來自聯合國、歐洲聯盟、歐洲理事會、美洲國家組織，以及非洲聯盟前身非洲統一組織。故此，「原則」極具分量，也多次為國際組織所引用。
在香港，基本法 23 條立法，以及過去政府動用「煽動罪」，都有法律專家援引過「原則」作討論。25 項原則當中，第 5 至 7 項跟國安法有直接關係。第 5 項原則列明，不能制裁和限制一個人的言論和信念。第 6 項原則就嚴格規定，政府只可在能證明以下情況時，以國家安全為由，就有關言論予以懲戒：一、有關言論有意引發即時暴力；二、有關言論很可能引發即時暴力，以及；三、有關言論與暴力事件之間有直接和即時的關聯。
第 7 項原則就明言，若市民和平行使表達自由，就不能被視作威脅國家安全，文件亦有舉例不同情況：一、要求政府和平地改變政策；二、批評，以至侮辱民族、國家、政府及其象徵標誌，以及其部門和官員；三、基於宗教、良知和信念，反對徵兵、軍事行動和國際武裝衝突，以及；四、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和人道法的指控。美國夏威夷大學法律系教授 Carole Petersen 在 2017 於香港出席會議時就表示，根據「原則」，政府執行國安法時必須證明行動之必要性，包括事件涉及的暴力會影響國家存亡及領土完整，並設例解釋，如果有學生拿著一幅海報要求和平獨立，那根本就不會真正威脅中國國家存亡及領土完整。
香港政府在 2003 年的 23 條爭議中曾回應指，「原則」不屬任何國際公約，對特區無約束力。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宋小莊也認為，「原則」只是學術自由的表現，沒有法律效力，只是「個別國家可能採用，但香港不應當採用，否則現行有效的法律將受到破壞」。可是，很多評論人認為，在香港政治環境下，不單要滿足國際的基本規定，而且要更進一步，更何況有關規例也被聯合國等機構引用；而 Coliver 就提到，「原則」是進步的體現，保障的程度高於在國際間廣被接納的標準，也反映了學界和國際法專家對國際法發展方向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