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人:一群香港繁華背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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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畫家 Francis Grant 於 1845 年所繪的砵甸乍肖像(局部)。 圖片來源:Government Art Collection

何詩蓓再下一城,繼 200 米自由泳後,再奪 100 米自由泳奧運銀牌,為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爭光。她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華人,而市民大眾對於香港的愛爾蘭社群或者較陌生。其實愛爾蘭人在香港的歷史源遠流長,自開埠初期就對這個地方貢獻良多。前愛爾蘭駐港總領事韋宏達曾自豪地:「你可以走遍港島,而不離開以愛爾蘭人命名的街道。」

17 世紀初,英格蘭吞併愛爾蘭,合組成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愛爾蘭就此成為大英帝國的重要部分。到後來,英國征服世界各地,愛爾蘭人亦有隨行。1840 到 1842 年的鴉片戰爭,是香港被割讓予英國的歷史轉捩點,在這場戰爭中有一位愛爾蘭人扮演重要角色,他就是砵甸乍(Henry Pottinger)。

砵甸乍出生於愛爾蘭唐郡,年輕時就參軍,在印度、波斯等地服役多時。鴉片戰爭中期,他出任駐華商務總監及英方全權代表,並快速攻佔廈門、上海等地,兵臨南京城下,終迫使清政府簽下「南京條約」。有指英國對香港一直沒有興趣,砵甸乍是其中一個力排眾議、堅持取香港為基地的人,也順理成章成為首任港督。任內他按「英皇制誥」成立香港政府、行政局(即行政會議)、定例局(即立法會)和最高法院(即高等法院)。不過,他的任期很短,1844 年就返回英國,後來改派到南非、印度等地。

除了砵甸乍,香港史上多位重要港督都是愛爾蘭人。香港第七任港督堅尼地(Arthur Kennedy)亦是出生於唐郡,其任內創立了港元貨幣體系,一直沿用至今。下一任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生於科克郡,他不顧英國上流社會的反對,推動華人在香港的地位,例如破天荒委任華人伍廷芳出任定例局成員,又容許華人在中環購置土地。其繼任人寶雲(George Bowen)則在多尼戈爾郡出生,上任後沿用軒尼詩政策,委任第二位華人定例局議員黃勝。

香港首五到第十二港督幾乎都是愛爾蘭人,為香港帶來很多重要民生建設。例如第五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興建香港第一座水塘薄扶林水塘和第一所官立學校中央書院。第六任港督麥當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建設東華醫院,救助了不少華人;第九任的寶雲成立了香港天文台、香港電燈,建造銅鑼灣避風塘和大潭水塘;第十二任的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別名卜公)亦鋪設了港島的電車軌道、開辦天星小輪。

出生於愛爾蘭利特里姆郡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大班、定例局非官守議員昃臣,銅像至今仍屹立於皇后像廣場,正巧遙望終審法院大樓上的泰美斯女神像。

除了港督,早年的香港警隊主要從英國招募過來,很多年輕愛爾蘭人亦來港尋求機遇,有些人則是隨軍隊派駐到港。軍政範疇以外,商界和福利界亦能找到愛爾蘭人蹤影。滙豐銀行早期大班昃臣(Thomas Jackson)亦是愛爾蘭人,在他任內匯豐業務得以大幅增長,為後來成為全球巨企打下良好基礎。另外,很多天主教教士都是愛爾蘭人。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曾特別讚揚律敦治療養院院長亞規納修女,對香港戰後醫療發展的貢獻。

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輕易找到愛爾蘭人在港的痕跡。「英文虎報」指出,香港有超過 40 條街道以愛爾蘭人命名,例如上述提到的港督們,最著名的有砵典乍街(又稱石板街)、軒尼詩道、寶雲道、堅尼地道,除此之外還有德輔道中及德輔道西、波斯富街、麥當勞道、堅彌地街、羅便臣道、樂善美道、昃臣道等等。另外還有很多建築和地區,如卜公花園、卜公碼頭、寶雲山、堅尼地城和鴨州(Robinson Island)等。

現時,香港大概只有 6,000 名愛爾蘭人,但到每年 3 月 17 日的聖博德節(Saint Patrick’s Day),都可以見到愛爾蘭人的慶祝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