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曾經是冷戰時代的體育大國，1984 年位列冬奧獎牌榜榜首，多次夏季奧運成績都僅次蘇聯。不過東德倒台後，多名前教練、醫生、吹哨者及解密檔案同樣證實，東德曾經對運動員大規模使用禁藥，以宣示社會主義舉國體制的優越，多數選手對此不知情，卻因此患上各種後遺。
據體育資訊網 Global Sport Matters 整理資料，東德自 1960 年代已開始對運動員使用禁藥，1974 年開始秘密啟動「國家計劃 14.25」（State Plan 14.25），大規模用藥以改善奧運選手表現，部分選手正值青春期。計劃由東德體育部長 Manfred Ewald 授權，他年輕時是希特拉青年團成員，具體計劃則由國家運動醫學主任 Manfred Hoeppner 與東德科學家執行。
至今仍然存在的前東德國營藥廠 Jenapharm，當時負責生產藍色藥丸 Oral-Turinabol，是一款東德官方稱為「補充劑」的同化雄性激素類固醇（Anabolic-Androgenic Steroids，AAS），每年向 2,000 名東德運動員處方約 200 萬劑。運動員通常對國家處方禁藥不知情，一般誤以為自己服用「維他命」，最終累計超過 1 萬名運動員曾經服藥。
結果只有 1,700 萬人口的東德，在禁藥計劃後囊括多個獎牌。1968 年墨西哥奧運，東德只奪得 9 面金牌，獎牌榜排名第 5，但 1976 年滿地可奧運開始，東德便穩守奧運獎牌榜第 2 位，僅次蘇聯，1980 年金牌數目更衝上 47 面。東德在冬奧表現同樣突出，4 屆冬奧獎牌榜排名第 2，1984 年薩拉熱窩冬奧更首度稱霸榜首。
東德禁藥計劃得以成功，背後還有醫生功勞，他們負責瞞過國際奧委會的檢測機制，譬如為選手處方表睾酮（Epitestosterone），以控制他們尿液中的荷爾蒙水平，不會超出奧委會標準。計劃最終相當順利，直到 1977 年歐洲國際賽事中，才首次有東德運動員被揭發服用禁藥，當事人為 20 歲東德鉛球選手 Ilona Slupianek。
在整個東德國家隊中，女運動員被「落藥」情況最嚴重，背後涉及對成本效益計算，因為男性運動員較難突圍而出，女性運動員競爭相對較小，較能保證用藥後奪牌。體育記者 Mark Johnson 在研究禁藥論著 Spitting in the Soup: Inside the Dirty Game of Doping in Sports 指出：「東德研究人員心知肚明，多達 3 分 1 女性運動員因大量服用同化類固醇而出現婦科問題。」
在東西德統一後，柏林曾於 1998 至 2000 年召開禁藥問題聆訊，揭露前東德女運動員大量服用禁藥，相繼有肝炎、心臟病、肝腫瘤和肝癌的後遺症狀；當中有注射或攝取合成睾酮（Synthetic testosterone）的女選手，普遍出現聲音低沉、長出過量腿毛和陰毛，以及陰蒂增大的問題。部分選手誕下的嬰孩有畸形足或其他缺陷。
如此東德遺害依然持續，有前選手成立維權組織 Help for Victims of Doping，至今仍然為前運動員爭取賠償。身為前東德短跑選手的主席 Ines Giepel 曾經坦言，很多會員都有嚴重後遺，但大多以曾經服用禁藥為恥，羞於公開申訴。2016 年德國政府就一度提供每人 10,500 歐元援助，嘗試補償東德運動員的身心創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