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said that he resembled Byron—at least that his head was Byronic; but he was a bearded, tranquil Byron, who might live on a thousand years without growing old. （有人說他像拜倫 —— 至少頭臉相似。不過他的兩頰和嘴上比拜倫多一點鬍子，性情也比較溫和，大概活一千歲也不會老。）
讀小說，尤其是在「嚴肅的」文學作品中，要找到一個令人喜愛的男主角，可謂難如登天，文學大師的筆力與洞察力，常如靈魂之拷問，足可令讀者飽受煎熬。
令人喜愛的人物，通常都很單純：單純的故事、單純的人生、單純的動機、單純的性格，如果這樣單純的人物可以成為英雄，那麼這個故事很可能只是一個童話。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八十日環遊世界」的男主角福格先生（Phileas Fogg），可算是一個少有的例外。
福格先生是一位被低估的人物，正如凡爾納長期以來是一位被低估的小說家。因為他的作品被歸類為探險科幻，内容適宜青少年，再加上暢銷，顯然不夠資格躋身文學殿堂。不過時至今日，凡爾納不但得到重新評價，也引起爭議。
事實是，將凡爾納的探險小說，歸類於科幻小說，其實並不準確，其中提到的很多技術，譬如熱氣球和潛水艇等技術，在 19 世紀中葉已具備充分的條件。凡爾納本人也曾說過，他並不是科幻小說家，因為他沒有發明任何新的科技概念，他所關注的是這個世間廣袤多樣的地理面貌，旅行過程對於時空的直接感受，並試圖建立一種接近理想的美的風格。
福格先生便是此風格的縮影。
他是一個符合所有人想像的英國紳士：生活習慣簡單、刻板，如鐘錶般精確，stiff upper lip，面對困難和挑戰，總能冷靜沉著，堅守信用、不輕言放棄…… 簡直是一個 stereotype 的人板，如此人物塑造，有何文學性可言呢？
然而再讀小說的開場白，作者對福格先生的描寫，並不是一般膚淺的 stereotype：福格先生長得像拜倫，性情則是一個「平靜的拜倫」，還刻薄地補充「但他的腳並沒有毛病」。
言下之意，他是感性與理性中和的一個理想人格，一個由生活精雕細琢而成，見過世面的紳士典範。為何說他「大概活一千歲也不會老」？這雖然是誇張，卻是畫龍點睛之句：因為上乘的機械，給人就是這樣一種印象，這裡的形容，不是說福格先生像機械一樣冰冷，而是他代表了一種受理性所規範的人性，而非拜倫所代表的理想主義或浪漫英雄。
而為他全部人格所背書的，則是著名的 Reform Club：「Phileas Fogg was a member of the Reform, and that was all.」看似輕描淡寫，但千言萬語也不如這一個資格認證。
因為在維多利亞鼎盛時期的英國，其管治原則和核心價值，盡可以歸納為這等尊貴榮耀的會所。作者似乎深以為然，而且像福格先生這樣的紳士，「在聯合王國裡是司空見慣的」。或許，這正是「大英帝國」得以稱雄的根基所在，當時勇於遠航，探究世界的許多英國男女，以及偉大的南丁格爾。的確，英國女士也不例外，譬如搜集恐龍化石的 Mary Anning、波耳戰爭中的社運家 Emily Hobhouse。與世界上的人相比，他們不但有更先進的知識，也更具有人文精神，他們是軍官、傳教士、專家、翻譯、記者，也包括來到香港的熱帶病醫生。
很明顯，在今日政治正確的西方，凡爾納也是要遭到批判的。
對於這本小說，以及福格先生的形象，有一種評價相當流行：說他是一個冷漠傲慢的「帝國主義者」，世界對於他而言，只是為了在旅程中打卡，證明給其他參與賭局的會所成員，根本不需要認識和理解各地文化風俗。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可以說是今日全球化遊客的先驅。但我相信，所有讀過這本小說的人，在他勇救阿烏達夫人，一位即將被殉葬的未亡人時，都為他捏了把汗，而且由衷感到欣喜。福格先生是否應該理解這種被稱為「Sati」的悠久風俗，而不是以自己的道德價值觀來判斷呢？
還是說，這一新時代的來臨，藉著工業革命和科學發現的力量，人文精神也隨之壯大，而此人文精神：包括人道主義、理性思考，人權平等，在爆發觀念衝突之際，可以凌駕於所謂的「文化風俗」？譬如說，不忍見女人被活活燒死，不願使任何人為奴，不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必須尊重遊戲規則，這些道德和行為標準，是否即等同冷漠傲慢的帝國主義？可惜福格先生的行程只經過香港，不知道他有沒有在香港見到纏足的女人，對於纏足，他又應該如何認識和理解？
當然，作為一部探險小說的主角，福格先生缺乏可以深入探究人性的素材，但是，作為一個時代的人格化象徵，他是勝任有餘。他的冷漠外表下，有的是冒險激情，願意為之傾家蕩產，他平時恪守規矩，但是有需要時，他也會毫不猶豫打破所有的規則，譬如發動一場船員的叛變 —— 恪守規矩與打破規矩的雙重性（duality），更可謂英國貴族教育的精髓。
歷史學家錢穆曾說，「大部分的人不能認識時代，只能追隨時代。」凡爾納顯然對於他的時代有足夠的洞察和先見之明，而且寄托了極大的熱情：他相信工業革命的成果，能夠改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時代的英雄，是那些憑智慧和勇氣創造財富的人。他們的財富也能相應時代改變，發明新的動力、加快交通速度、電報、電話的問世，使世人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快捷，得以能夠擺脫原有部族的狹隘視野，眺望更為遼闊的 horizon。
他是不是太過天真呢？我相信不是，現實雖然不可能如小說情節那樣簡單，但時代大勢的確有跡可循，他筆下的主角，無不是以勇氣、智慧、道德，來爭得命運的主動權。「好人有好報」在凡爾納作品裡，不是一句虛無縹緲的祝願，而是這些時代的勇者，憑自身人格與才能所換得的大概率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