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多的疫情，令很多人意識到疾病不單是醫學問題，亦是政治和社會學的問題。加拿大名醫 Gabor Maté 去年就出版著作 The Myth of Normal，揭示社會一些所謂「正常」的狀態，如何令人一步步走向疾病。
Maté 以漸凍人症（ALS）的故事切入。1990 年代，全球知名的克利夫蘭診所（Cleveland Clinic）有一個奇怪現象，雖然未有詳細接觸病人，但護士們都能約略判斷甚麼人患上漸凍人症，會在病人冊寫下「她人太好了，大抵得了漸凍人症」，又或「這個人不太可能，他不夠好人」，更甚是這些預測很多時都準確。到 2016 年，一班德國學者就發表論文 Patients with ALS Are Usually Nice Persons，論證性格與漸凍人症的關聯。
除了漸凍人症，2000 年一班田納西大學學者也發表學術文章，指出憤怒壓抑（anger repression）可能與癌症有關，研究中的病人憤怒值大多都極低。Maté 認為，很多疾病都是創傷和長期壓力所致，大家不應該視之為一種個人病理（individual pathology）之表現。社會上很多我們以為「正常」的事情，其實既非健康亦非自然，反而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例如成癮、疾病、精神健康問題，其實是對壓力和創傷的合理反應。
Maté 講述了 Mee Ok Icaro 的故事，她出身於韓國一個單親家庭，6 個月大時被遺棄，後來在美國一個傳教士家庭長大，長年處於高壓環境，並屢屢遭受養父性侵。她後來努力壓抑情感，成為一名工作狂，但在 27 歲那年不幸患上罕見的硬皮症（scleroderma），無法走動。他指出 Mee Ok 的病例罕有，但其故事卻不然，就如同很多漸凍人症患者一樣，不少免疫系統疾病患者都展現相同特質，例如傾向自我犧牲、壓抑負面情緒、渴望社會認同等。
透過 Mee Ok 的案例，Maté 指出人有兩種基本需要 —— 依戀（attachment）和本真（authenticity），前者是我們與他人聯繫的必要，後者則是對自我的坦承。然而，這兩種需求很可能會形成衝突，我們有時候要壓抑自己來尋求他人認同，從而構成一個分裂的自我（fractured self）。對於 Mee Ok 而言，與摯親分離和被養父性侵是莫大的創傷，令她希望以寄情工作中斷與回憶和自我情感的連結；得到適當的心理治療後，其硬皮症病情大幅好轉。
Maté 認為其中一個關鍵是壓力。情感壓力會觸發身體多個位置的反應，例如保持生理平衡的下丘腦（hypothalamus），或釋放壓力荷爾蒙皮質醇和腎上腺素等的腦垂體和腎上腺。如果人長期處於高壓狀態，身體會分泌過多荷爾蒙，破壞神經系統（如學生考試前的不安狀態），並且抑制身體對抗疾病的防禦機制。如果免疫系統因壓力而垮掉，很可能會出現各種慢性炎症；若免疫系統錯誤攻擊健康細胞，更會誘發自體免疫性疾病如漸凍人症和硬皮症。
Maté 進而指出，我們身處的文化環境，或許根本不適合人類發展。人們需要長時間工作才能夠收入自足，這代表要犧牲與摰親一起的時間。活在赤貧狀態的人往往要從食物和交租之間二選其一，不少中產人士也長期活在高壓環境之中，少數族裔和性少眾面對的健康風險亦往往更高。
他認為健康狀態反映了整個生命經驗。他本人出生於納粹時期的匈牙利，猶太人祖父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殺，母親把他送到親戚家中避難，但當二人重逢的時候，他再無法直視母親。到今天，他明白自己那時候對離別創傷的生理反應合理不過，保護自己渡過不能承受的傷痛。當我們處理精神問題時，很多時會將之當成一種疾病，但這會忽視身心反應當初發揮甚麼作用。其實病軀更像一個警報器，告知病人身處的環境和生活狀態出現了問題。
Maté 認為，有效治療的重點在於整全性（wholeness）。如果疾病是源於自我、情感和生命其他環節的分離，我們就把分裂的部分重新整合。這包括要承認我們的苦痛，然後處理傷口。他自創了一種叫「慈問」（Compassionate Inquiry）的練習方法。我們可以定期問自己一些內省問題，例如生活有甚麼方面舉步維艱？這如何影響我們？然後記錄自己的身體反應，重新聚焦身心聯繫，目的是要細心聆聽自我，正確回應壓力的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