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共圖書館近日把大量知名傳媒人和學者的書籍下架，惹起極大爭議，有傳媒估計涉事書目多達 250 本。人類禁書史源遠流長，2,000 多年前的秦朝就曾焚書坑儒。不過禁書未必是箝制思想的有效方法，牛津大學英文系教授 Emma Smith 月初就在「衛報」撰文，指出禁書行動很多時會帶來反效果，令人愈禁愈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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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解釋，審查制度實際上並非限制而是促進書籍流通的講法，這似乎與直覺相悖，但卻是從歷史上一再看到的情況。梵蒂岡除了設有著名的「禁書目錄」（Index of Forbidden Books）外，還出版了「刪改書目錄」（Index Expurgatorius），一份列明如何刪改冒犯性書籍的工具書。在 1960 年代的俄克拉荷馬州，德育組織 Mothers United for Decency 亦設立了一輛「黃色書車」（Smutmobile），展示一些她們口中「令人反感」的書籍。
不過梵蒂岡的做法，卻令知名的 17 世紀基督教圖書館員 Thomas Barlow 高興地表示，天主教會已經替他完成工作，指出了他自己想要閱讀的東西。同樣地，「黃色書車」也令一些當地年青人「找到」精選書單。
很多時，被審查的威脅，會反過來成為上佳的銷售噱頭，將大眾注意力導向至一些本來被忽略的書籍。芝加哥大學宗教史榮休教授 Wendy Doniger 曾撰寫著作 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因而被指誹謗印度的民族運動和褻瀆印度教神祇，訴訟卻意外把該作品變成暢銷書。企鵝出版集團初時還為書籍辯護，後來發現作品根本已賣到斷市，讀者想搶購也一書難求。Smith 打趣地表示，要限制書本流動，更好的做法或許是保持沉默。
演變：取消與拉鋸
當然，科技發展令審查議題更加複雜。在 17 世紀，西班牙華拉度列的 St Alban’s College 致力培養一班矢志令英國重新變成天主教國家的傳教士。他們的代理校長 William Sankey 每日都會針對書籍中的反天主教內容進行冗長的審查工作，即使是厚達 900 頁的莎士比亞劇作集都會逐頁檢查，例如「暴風雨」（The Tempest）中短短一句「Holy-day fools」也要被刪去。
當然，在科技協助下，事情變得容易得多。而且審查的邏輯亦不同了。以前的審查制度通常試圖在書籍流動和敏感事情之間達致平衡，但這種微妙的平衡彷佛已被推翻，如今的審查更傾向整體撤銷被認為有問題的書籍。
當然，新型電子平台也可以帶來希望。青少年小說作家 Alex Gino 寫了一本關於跨性別女孩的小說 Melissa（原名 George），該書曾經連續幾年在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禁書清單上名列前茅。不過，當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又發起一人一信運動，要求出版商撤回這本書時，Gino 發起了籌款，向堪薩斯州一些學區提供小說副本，籌款目標在一小時內達成。事件再次證明，審查反而會增加對被禁書籍的認識和接觸 —— 或者至少人們希望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