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年前中國駐倫敦的大使館僱員在倫敦大街上綁架了孫中山先生，把他關在大使館裡，準備把他送回中國去判刑，因為孫中山先生要造反，那是要被砍頭的罪。起先，英國政府不願意得罪中國，所以對在光天化日之下綁架的行為遲遲不提出抗議，推說證據不足。中國大使館的一位唐先生也一口否認，說是絕無此事。但是大使館裡的一個英國傭人卻幫了大忙。他很同情孫先生，聽說他會被送回中國去砍頭，他們更是驚訝。這個傭人的太太立刻寫了一封匿名信給孫中山的英國朋友，告訴他事情的真相。這位英國朋友想盡一切辦法說服警察，同時又到外交部報告此事。最後，就只好依靠媒體，在環球日報上登載了這個驚人的綁架消息，「泰晤士報」後來也登了這件事。這樣一來就給當局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最後，維多利亞女王的首相親自向中國大使館提出要求，要他們放人。孫中山先生總算命大，逃過了這個難關。
此事發生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之久。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情：清政府被推翻，袁世凱想當皇帝沒有成功，軍閥混戰，中華民國建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蔣介石逃到台灣，毛澤東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等等。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有了變化。但是中國的社會怎麼樣呢？舊傳統，舊思想，舊的統治方法，有沒有變化呢？
孫中山先生的理想有否實現？中國現在是不是一個法制的國家？政法有沒有分開？人民的地位有沒有改變？國民能否參政？
共產黨當初說是基於馬克思主義，那是從西方來的一種思想，儘管它有缺點，但總比中國的封建王朝的孔孟之道稍稍高明一點，所以它能得以民心，把蔣介石給趕跑了。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確同過去相比，社會有所改進，人民都抱有希望，在國外的一些知識分子也紛紛回到中國，人人都很興奮，要發展一個新的中國。而且當政的共產黨也說甚麼，耳邊要聽到不同的聲音等等，似乎鼓勵一般人參政，有真民主的跡象。可是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確立的是一黨專政，連普通黨員都不能參政。毛澤東在世時是一言堂，實際上就是皇帝，他說了算。沒有人是萬能的，一人專政就會出現許多荒唐的事，比如打麻雀之類，結果大量人力和財富都浪費了，竟然弄得人人挨餓。有人不服一言堂，結果黨內大打出手，名為「文革」。十年動亂就不必再提，毛主席去世，四人幫被除，以為社會會有所改進。政策變成「改革開放」，也就是說，放棄計劃經濟，政府在經濟上的控制權大量削減，也就是說，把這個權利放一些給普通人。結果經濟上成績顯著。政治權利則仍然照舊。可是經濟基礎一變，政治維持原狀就不容易了。中國幾十億人口，由幾個「智叟」來管，大多數人不准參政，要想參政就認為是要造反，會嚴加懲治。這種陳舊的統治方式，如不加改進，恐怕早晚會行不通。
中國駐英國大使在電視上說，中國人如果批評政府是沒有關係的，不算犯法，不會被監禁！這真使人想起一百二十年前中國大使館的唐先生，如出一轍。大家看到的事實是：沒有批評政府，而只是要求政府遵守並實行憲法都被長期關押，也沒有公開審訊，也不清楚被關押者的罪名是甚麼。新聞媒體，出版界如果批評政府要人，公開一些醜聞很可能會遭綁架，或乾脆失踪！
習主席在英國國會講話之前，英國國會議長有一個前言，其中有兩點我覺得很有趣。他說，當今的世界不像過去，各國都可以各管各，互不相通，現在就不行了，大家都得遵守國際公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立存在。他還說，在黑暗中要點起一支蠟燭，這要比一直抱怨黑暗好得多。
一九五七年以前很多住在中國以外的人紛紛爭取歸國，東南亞的華人，在西方的很多中國留學生都回歸祖國。中國當局還專門開了華僑補校，讓他們學好中文，好在國內生活。而今卻截然相反，中國人都想往外跑。有錢的要爭取「投資移民」，沒錢的則想盡一切辦法溜出去，甚至冒險偷渡。這種人數也越來越多。中國不是已經成了經濟大國嗎？別的經濟發達的國家似乎沒有人想溜出國。這種現象如何解釋。甚至於當局答應「五十年不變」的香港也有許多大陸人嚮往，甚至引起一些矛盾。
孫中山一百二十年前在倫敦被綁架一事很值得紀念，因為它能引發人們對中國這一百二十年情況變更的思考。也讓人們看到中國各地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