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祝勇為中國作家、學者、紀錄片工作者，他善於在芸芸的文物中，在微小的物件中找到脈絡，發展出動人的故事。身為故宮的專家，他於龐大的史料寶藏中，尋找遺落的線索，娓娓道出歷史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向。祝勇文集現已出版七冊，分別聚焦故宮古物的歷史和美、中國古近代史以及故宮六百年的前世今生。下文節錄自「最後的皇朝」中「廣場」一章。）
以孫中山名字命名的公園，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以至於世界其他地區都有，僅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就有約幾十座中山公園。它的前身是明清兩代的社稷壇，與太廟一起沿襲周代以來「左祖右社」的禮制格局。社稷壇目前仍然是公園的主體建築，位於軸線中心，壇呈正方形，為漢白玉砌成的三層平台，壇上鋪著由全國各地進貢來的五色土。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正在歐洲蔓延，許多古老的城市遭受著滅頂之災。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後來回憶那一年時說：「1914 年那個夏季來臨了，我忽然看到裡裡外外完全改變了。我發現，一直美好幸福的生活竟建立在不安全的土地上，因此現在開始往下坡走。」而這一年，一個名叫朱啟鈐的民國官員悄然地推動著一座封閉的東方古城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就在這一年，帝國的社稷壇成為國民的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1928 年又改名「中山公園」。這座公園是北京城內最早開放的公園，民國時期，這裡成為北京文化休閒活動的中心。1914 年至 1928 年間，以中山公園為開端，從前帝王的活動場所，如先農壇、天壇、太廟、北海、地壇、頤和園、景山相繼對公眾開放，成為人民活動的場所。
公園中央的五色土，在新的國家裡無疑具有了新的含義，它不再代表帝王對國家的私人佔有，而成為「五族共和」的象徵，如同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所闡明的：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曾經被列為革命目標的滿族人，當然是人民中的一員。對於立憲黨人梁啟超提出的「中華民族」這一政治概念，革命黨人雖然在「臨時約法」中以「中華人民」一詞替代，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接受來自立憲派的建設性糾偏，這再度證明了立憲與革命兩種政治理念，在對抗之外，完全可以對接，共同構建一個現代中國。儘管「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種族口號以及行動指針在推翻清朝專制皇權的事功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此等革命並不具有現代性的革命建國意義，即便成功也不過是傳統皇朝的循環更替。因此，革命黨人順應歷史潮流，從狹隘的排滿、反滿的種族革命論超越出來，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五族共和」、「革命建國」的思想並付諸政治實踐，這就為革命黨人的制憲建國奠定了現代性的政治價值之基礎。故而，孫中山早在 1906 年「民報」創刊周年紀念大會上就曾指出：「我們並不是恨滿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
1912 年 9 月 6 日，北京的滿人在北京八旗生計會所舉行歡迎會，歡迎孫中山。孫中山對在場的滿人說：「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種族。現旗民生計困難，尚須妥籌，務使人能自立，成為偉大國民。」孫中山還沒講完，全場就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在場許多滿人熱淚盈眶。
孫中山離開北京以後，財政困局還是把袁世凱迫上借款的死胡同。出任袁世凱政府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只能故技重施，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與四國銀行展開談判，商借白銀 8,500 萬両，而且，要求對方在簽約之前先行墊付 3,500 萬両，以解燃眉之急。在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談判過程之後，這筆善後大借款終於達成協議：貸款總額 2,500 萬英鎊，相當於 2 億 4,800 萬銀元，以鹽稅、海關稅和直隸等四省的中央稅作擔保。
借款，必以國家主權作為交換條件，因此，這一協議一經公開，立即引起反對浪潮。國會兩次質問袁世凱政府，國會議長甚至出現在簽字現場，阻止雙方簽字。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發出通電，號召國民黨全黨「力行設法反對」。袁世凱政府陷入前退兩難的窘境。他感到緊箍咒的絲絲涼意。拋棄共和，他去意已決。1914 年 12 月 29 日，參政院修正通過「修正大總統選舉法」，不僅使總統職位改為終身制，而且可以代代相傳。
1915 年 12 月 11 日，參政院以「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名義上書袁「勸進」。12 日，袁發佈命令，承受帝位。13 日，接受百官朝賀，大加封賞。31 日，袁下令翌年（1916 年）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準備於 1 月 1 日即皇帝位。很多年後，陳伯達在一篇文章中稱袁世凱為「竊國大盜」，從此，它成為袁世凱身後擺脫不掉的別稱。
此時，孫中山在湖廣會館參加共和黨歡迎會時的講話，言猶在耳：「兄弟素抱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族、民權現已達到目的，惟民生一端尚待研究。所謂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兄弟決計投身社會事業，擬於 10 年之內，利用外資建築鐵路 20 萬里，初辦作為民有，40 年後由國家全行收回，歸為國有，於民無傷，於國有利，而資本專制之事可以倖免。此不過其中之一端，其他如電車、電燈、自來水及一切公共事業，皆可仿此辦法。」
民權再度被皇帝回收，民生卻在新的專制制度下苟延殘喘。在唐紹儀掛印而去之後暫任代理國務總理、稍後任熊希齡內閣內務部總長的朱啟鈐，把「洪憲皇帝」由紫禁城太和殿請入中南海，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新華門」，在門內建起一座大影壁，遮擋內部景象，當在門外路南建起一長溜兒西式花牆，在美化街衢的同時，擋住路南的外國兵營。
中國的權力中心，由南北中軸線上的紫禁城，西移到中南海。就在這一年元旦，天安門前那個封閉的 T 形廣場周邊門樓內的門扇以及連接這些門樓的牆被拆除，北京的市民第一次可以在東西長安街上自由穿行。這條新生的街道如一把利刃，把那條南北貫通的龍脈，斬為兩截。自此，北京的主要政治舞台，便由南北方向的中軸線，變成了東西方向的長安街。
長安街從此成為一對伸開的臂膀，展示著這座城市開放的胸襟，而傳統面南背北的政治理念所形成的龍脈縱深，也逐漸被長安街的橫向對稱所取代。
辛亥年的最後一天，北京的天安門對外開放，昔日天子腳下的臣民，第一次以公民的身份走上皇城的城樓，第一次從皇帝的視角，佇望這座從前的帝都，都城裡的尋常巷陌、燈火樓台，無數的點與線，第一次以如此強大的視覺形象洶湧而來。「慶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的大字標語，已悄然懸掛在天安門上。
此時，鼓吹五族共和的報紙正沿街販賣，電燈、自來水、洋學堂、洋布洋襪、電報電話這些新生事物，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國民的生活和思維。丁文江在 1912 年給莫理循的信中感嘆：「見到我國姑娘們用一雙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軌電車，坐在餐館裡吃飯，（……）對於像我這樣一個深深懂得 10 年前 —— 僅僅是 10 年前 —— 那些可怕的清規戒律的人來說，純屬嶄新的生活！」
新書推介
辛亥年是中國史上最轉折的一年，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基本模樣，也決定了幾群人的命運走向。
但辛亥年也不應是一個單純的紀年，在它的內部，至少蘊藏了自鴉片戰爭到 20 世紀中葉國民黨退出中國大陸百年的歷史，它既包含了對過去專制歷史的總結，也包含著對未來各種類型的專制夢想的預演。
作者把辛亥年單獨剖開察看一年之中最戲劇性、最無情的變化，看大時代的變遷，也看人的命運的轉變：歷史的每一個瞬間都是由人來承擔的，歷史決絕的背後，往往是個人猶疑而痛苦的選擇。究竟為甚麼生於同時，命運相似的人會突然遇上截然不同的分岔道口，他們的選擇又如何關乎一生一世、存亡興替？
- 書名：「最後的皇朝」
- 作者：祝勇
- 出版：CUP 出版
- ISBN：978-988-79699-1-4
- 定價：港幣 $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