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Rosenberg 自稱美國法庭的活化石，她自 1980 年入行至今將近 40 年，經手的不乏曾轟動一時的案件，包括名導 Woody Allen 爭奪撫養權案，諧星 Bill Cosby 性騷擾案，作家 Martha Stewart 證券欺詐案等等。她的角色對法庭判決沒有影響力，卻對傳媒乃至普羅大眾尤為重要 —— 她是一名法庭插畫師。
法庭插畫最早可追溯至 17 世紀美國的塞勒姆審巫案，但真正與傳媒扯上關係的是 1935 年著名事件林白小鷹綁架案以後的事。當時因案件哄動，不論傳媒還是公眾都竭力想取得內幕，由記者秘密錄影拍成的新聞片段甚至巡迴全國影院，直接導致美國律師協會禁止攜帶相機進入法庭。法庭插畫師乘勢而起，自此在法庭佔有一重要席位，時至今天相機依然被禁諸聯邦法院以外。
美國法庭插畫師真正的黃金時代來臨前，曾經因為被批評行為「與相機無異」，而像英國一般被禁止在庭上作畫，只能在庭上以文字記錄觀察所得，之後才在庭外動筆繪畫。直到 1963 年經過多次抗議，畫師才能庭上實時畫畫。又因同年電視新聞節目積極發展，時間由 15 分鐘延長至半小時，新聞記者要塞滿多出來的節目時間，對法庭插畫需求自然節節上升，加上高調案件一個接一個，令行業進入頂峰時期。
雖然法庭插畫的興起是為勢所逼，不過比之照片，插畫即使像真度不足，也有其優勝之處。插畫師以精湛的速寫技術記錄每一場裁判，記的除了是不受拍攝時機和角度所限的場景畫面，還包含能勾起情緒共鳴的元素。同為法庭插畫師的 Elizabeth Williams 憶述一張被鏡頭嚴重裁剪的法庭照片，一名身高 1 米 96，重近 300 磅的被告俯視其律師：「這是很重要的一幕，然而鏡頭卻無法盡收其中。」此外，照片又有可能意外捕捉到庭上人物的無意流露的表情，無端渲染出別樣的氣氛，掩蓋案件的真實色彩。曾策劃法庭藝術展的 Katherine Krubb 亦認為：「一味追求逼真，只會造成失真。」
另一法庭插畫師 Bill Robles 說：「大家可能覺得這工作易如反掌，其實不然。」除了早開工，法庭見聞往往叫人不安，主角又總是移動不休，永遠不會為畫師擺好姿勢，有時更索性把頭埋進報紙或雙手之間，隱去面貌。「當然他們無論如何都逃不過，法官必會要求他們露出臉來。」工作艱難，有時畫師只能全程乾坐庭上久久不能動筆，Williams 形容：「輕視這份工的話，它遲早會摧毀你。你要有鋼鐵一般的神經才能經受得住。」Robles 也曾見過有後輩在法庭展示屍體、斷肢照片時奪門而出。今天法庭放寬相機禁制加上各種因素，畫師開工不足，更無可能有新人入行，此情此景也就不復見了。
近年法庭插畫師成為式微行業，除了因不少州份取消法庭相機禁制外，電視與互聯網的普及、經濟衰退等都是重要因素。儘管今非昔比，不過 Rosenberg 坦然仍熱愛工作：「就算有天中了彩票，我還是會繼續下去的。」愈來愈少法庭需要插畫師，最近白宮禁止傳媒拍攝記者會，是否算得上像 1935 年相機禁令般造就的機遇，讓法庭插畫師一職再次興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