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近接連發生幾宗兇案，但是現實中的謀殺案普遍缺乏奇情，按照傳統偵探小說的標準，這些都稱不上「好的謀殺案」（其中有一宗可能例外）。
當然，這只是純粹以一個偵探小說迷的角度而言，絕無鼓吹謀殺之意。
將謀殺故事當作娛樂品、藝術品，從中獲取一點驚心動魄，以及智力遊戲的娛樂，始作俑者大概是英國散文家 Thomas De Quincey。1811 年倫敦 Ratcliffe 大道的滅門謀殺案發生之後，眼見公眾沉迷於案情追蹤，De Quincey 嘲笑說：「他們應該成立一個謀殺案俱樂部，聚會時討論各自最喜歡的兇手，對於這些人來說，謀殺應該是精密的藝術，可以精心佈局至天衣無縫。」
但他的諷刺終於敵不過人性對於恐怖、懸疑、罪惡的好奇心，而這種鑑賞謀殺案的風氣，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更一發不可收拾。
歐威爾的散文「英式謀殺的衰落」（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也如此說：一個周日下午，最好是在戰爭來臨前夕，你躺在沙發上戴好眼鏡，聽壁爐裡的柴火靜靜燃燒，「如此愜意，你最想讀些甚麼？當然是一個謀殺案啦。」（’In these blissful circumstances,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to read about? Naturally, about a murder.’） 在他心目中，一宗「有趣」的謀殺案，兇手最好是一個專業人士，外表不甚起眼，住在鄉郊，生活體面。1855 年斯塔福郡一個以投毒著稱，謀財害命的帕爾摩醫生（William Palmer），正好符合他的條件。確定遭到帕爾摩毒手的是他的兩個債主，但他很有可能也謀害了妻子、弟弟，以及四名尚在襁褓的親生兒女，他曾因這些親人的死亡賺得大筆保險金。
帕爾摩醫生犯案的同時，報紙印花稅被廢除，售價大幅下降，連藍領工人也買得起報紙，連載謀殺案成為全民娛樂，報紙得以大賣。但是報道的關注點，並不在於帕爾摩醫生有多爛賭，而是科學鑑證工作，譬如兇手是如何利用職務之便，毀壞驗屍的證據；報紙還全版刊登警方的證詞，於是讀者好像身歷其境，也跟警探一起經歷了搜證、盤問的過程。刑偵、鑑證、毒藥、化學等知識引起許多人的興趣，令讀者產生一種化身為偵探的感覺，連大作家狄更斯也不例外。
狄更斯是塑造偵探形象，令他們受人愛戴的主要功臣之一 。他將偵探視為勞工階層的英雄，他們勇敢理智、充滿熱情，敢於和罪犯搏鬥、面對血腥恐怖的犯罪現場，這些品質，都非常符合中產階級對於冒險的想像。而 1860 年 6 月發生的羅德山大宅（Road Hill House）謀殺案，幾乎一應具備了日後偵探小說必備的要素：鄉間大屋，封閉的環境，嫌疑人等若干，誤導的線索，眼光獨到的偵探，以及意想不到的兇手。英國第一本正宗偵探小說，柯林斯的「月光石」（The Moonstone），就是受這宗案子所啟發。
狄更斯還把偵探稱為「犯罪的鑑賞家」（Connoisseur of crime）：他們必須有豐富的知識，能辨識罪犯的標記或手法，要了解自己的對手，譬如悄悄潛入他們的地盤，對每一個潛在的罪犯都細加留意，從罪案中找出規律。聽起來很熟悉吧？日後的福爾摩斯基本符合狄更斯的描述：在他的大腦裡，犯罪如同一種可供鑑賞的藝術品，破案是一種智力遊戲，警惡懲奸倒在其次了。
從此，偵探小說作家更精心地加工謀殺案，將血腥恐怖的內容減到最低，將之變成條理整潔，甚至手法優雅，有如填字遊戲一般的謎案。事實上，填字遊戲幾乎是和偵探小說的潮流同時期興起，這絕非巧合。為甚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愛好謀殺案？除了工業化、城市化、新興職業的冒起、科學知識的傳播，大家還開始探索人性，發現「其樂無窮」，從謀殺動機到變態人格的研究，像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但歸根究底，「好的謀殺案」有如人生的橫切面：一下子濃縮了生和死，愛與恨的距離，將兇殘、冷漠、貪婪、愚蠢、妒忌等人性的醜陋一一曝光，最終可能附送一點正義的救贖，聊以安慰每一個卑微的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