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經歷就像一場核災」,我閱讀著遭到嚴刑拷打的生還者訪談內容,「附著在骨頭與肌肉裡的放射性物質,存留在我們的體內數十年,並且讓我們的染色體變形,將細胞變成癌症來攻擊我們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後只剩下白骨,那些殘留物也不會消失。」——「少年來了」韓江
去年上映的電影「逆權司機」恍如平地一聲雷,引起外國人對近 40 年前光州事件的關注,層層剝開光州十日之殤中,血淋淋的真相 —— 當年前仆後繼湧向槍炮口的血肉之軀;的士車隊駛進錦南路,橫亙於軍民對峙戰線之間的英姿;深入虎穴的德國記者和其鏡頭下的真相。關於光州事件,一切都顯得那麼壯烈,然而鎂光燈沒有照到的,還有在運動中懵懂死去與悻存卻談不上活著的、卑微的小人物。出身光州的作家韓江,整合史料與倖存者訪談,寫出小說「少年來了」,代替那些迎向軍隊,同時被國家背棄的少年們,展示國旗包覆下、被深深割開的傷口。
1979 年,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陸軍少將全斗煥政變奪權成功,引起全國百姓上街示威抗爭,政府宣佈全國戒嚴停課,禁止國會以外一切政治活動、集會、罷工,企圖強硬禁聲,誰料持續最久的抗爭卻是來自偏遠鄉下光州。翌年從 5 月 18 日起,光州市民自發一場民主運動,「解除宵禁」、「爭取民主」的訴求寫在光州路邊的橫幅,和光州百姓胸前的襟章上,學生、市民以全羅南道廳為據點自行組織運動,過程中不斷有參與者在軍民衝突中傷亡、被捕,民眾自願捐款、捐血、捐物資支援,而這場自發民主運動,直到鎮壓軍隊漏夜開著坦克入城,於同月 27 日戛然而止,接續而來只有搜捕、迫害、刑求、審訊、粉飾太平與卑微偷生。
小說「少年來了」圍繞 6 位投身運動的主角展開,他們之中,有人在運動甫開始便被亂槍擊斃;有人向攻入據點的士兵舉手投降時,被一槍斃命;有人駐守停屍間為被虐死的義士整理遺容,塞好漏出來腸子內臟;有人捱過了鎮壓,捱過了漫長的酷刑和監禁,卻死於苟且偷生的罪惡感;有人因審訊室中的性侵而自我厭惡,終生埋首工作麻痺自我……他們本是廿歲上下的少年,怎料一頂帽子扣下來,就當了許多年的「赤匪」與「赤婊子」。
韓江:把他們當成犧牲者是我的誤會
當年運動指揮部發言人曾在清場前向外國記者豪言壯語,說留守陣地是視死如歸,然而這當中,有多少學生是抱著犧牲的覺悟留守?大部分領到槍枝的留守學生,最終都沒有真正發射過子彈,比起「置生死於度外」之類的宣言,他們抱著強烈的希望,真正的目標只是「撐到天亮,撐到數十萬市民站在噴水池為止」,而推動他們與擁有壓倒性力量的軍隊抗衡的,「就是覺得應該這樣做」的良心,他們打從一開始就沒想過當犧牲者,一地人的熱血匯集成統一巨大的脈搏,讓他們得到力量參與運動。像從來只待在社運抗爭第二線的女裁縫師善珠,從不拼命不冒險,本來只在運動中擔當處理遺體的崗位,最後關頭卻留下來了。他們有考慮過失敗的可能性,卻沒想過會死亡,因此韓江這樣說:「把他們當成犧牲者是我的誤會。」
倖存者:希望這該死的生命不要延續太久
鎮壓坦克與槍火撤下後,死者已矣,生者只能帶著屈辱的記憶生存下去。本身是首爾大學精英振秀,看著不過 15 歲的少年東浩,聽從他的叮囑在槍口下舉手投降,當場遭到槍殺;在監禁中日復一日的酷刑和狎玩中,等著何時承受不了在捏造的自白狀上畫押;與昔日的盟友、今天的獄友如狗一般分食同一小搓飯;在法庭走過場,定罪收押若干年後獲得特赦。當年負責遺體入殮的高中生恩淑,清場前夕被家人強行留在家中避過一劫。善珠同樣被活捉拘禁,被污衊為北韓間諜,經歷審訊室的種種凌辱,重投社會。他和她以及其他倖存者,看起來似乎比死去的人幸運,但多出來的人生,不是人人能活得下去。振秀的獄友英載患上嚴重精神病,恐怕再不能離開精神病院,振秀本人從此一蹶不振,只能酗酒麻醉自己,依靠止痛藥鎮痛,流連失眠與夢魘之間,虛度人生,活成一個活死人,最終握著少年東浩的遺照自殺而亡。「我們只是活在有尊嚴的錯覺裡,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一文不值的東西……羞辱、迫害、謀殺,那些都是歷史早已證明的人類本質,對吧?」善珠被虐致終身不孕,兩年內下體持續出血,她無法逃離對自己身體的厭惡,封閉自己,多年來孑然一身。恩淑活得悲憤,彷彿生無可戀,連對食物還能產生食慾、尚武館出入口的噴水池恢復噴水,這些日常事都變得難以忍受起來。
在高壓管治和嚴格審查下,哀傷的悼詞被塗抹得千瘡百孔,講述民主路曲折的舞台劇,演員連一句語意完整的台詞都說不出來,只能以唇語嘆息:「在你死後,我沒能為你舉行葬禮,導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場葬禮。」
家屬心中的恨:打倒虐殺者全斗煥
在整個民主運動中,不論是戰線上還是槍炮前,民眾始終都唱著國歌,就連遺體也是包裹著國旗送上追悼會,以國歌悼念:「無窮花,三千里,華麗江山。」為甚麼被軍隊虐殺的人,家屬還要唱國家?最初恩淑對東浩解釋:「是那些軍人為了掌權所以引發叛變啊……是上頭指使他們這麼做的,怎麼能把那些人當成是國家呢?」然而當虐殺者借國家之名殺戮,這筆殺親的賬該怎樣算?家屬心中的恨要怎樣紓解?東浩死後,他哥哥矢言:「這仇我一定要報。」嚇壞了母親:「你弟是被國家殺死的,要怎麼報仇……」10 天的光州事件以後,聲討示威不曾停歇,東浩母親滿腔憤懣,只能帶著「殺人狂魔全斗煥」的橫幅,奔赴總統出訪現場抗議。但官方有心掩飾光州事件的真相,學生被塑造成「內亂陰謀的赤化份子」,莫說報復,平反也談何容易,因而即使幾十年過去,面對前來採訪的韓江,東浩哥哥劈頭的要求也只是:「要據實寫下,不要讓任何人再誣蔑的弟弟。」
「柬埔寨死了 200 多萬人,我們沒理由做不到。」
據說 1979 年秋天鎮壓釜馬抗爭之時,時任總統朴正熙的心腹車智澈向他說了以上一席話。而軍人手中共有 80 萬顆子彈,而其時全市人口也不過 40 萬人。一名曾參與鎮壓釜馬抗爭的空軍,坦言奉命對市民兇狠粗暴,甚至有巨額獎金,就如參與越戰時軍人因燒死當地人而獲發獎賞一般,他們帶著上一戰的記憶戮殺市民。
不過就像「逆權司機」中有鎮守城市出入口的良心軍官,放行載著德國記者的的士一樣,鎮壓軍中也有沒那麼好勇鬥狠的軍人,在外國記者鏡頭下,有軍人把受傷市民背到醫院門外等候治療,有的會在受命向市民射擊時故意射偏,有的在道廳一排排的屍體前列隊時,閉口拒唱國歌。
在國內外輿論下,去年南韓總統文在寅終於下令徹查歷史真相,上月調查終證實軍隊駕駛直升機射殺平民,南韓國防部長宋永武首度為事件道歉。一個時代的冤屈與傷痛終於得到正視,然而如韓江所說:「在尊嚴與暴力共存的世界, 每個角落、每個世代,都很有可能出現下一個光州……」 她接受訪談時,坦言寫作此書過程中深受煎熬,多番午夜夢迴重遊舊地,幾欲放棄。或許是從倖存者的訪談與回憶得到力量,或許是想在自己甚少參與的政治集會中燃起一點燭光,她還是堅持下來,書中她藉著幼年東浩的童言寄語讀者:「那邊有陽光的地方還開了好多花,為甚麼要走暗暗的地方,往那邊走,往那花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