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在決策時刻都有權投票；每個人都擁有平等權利以享用新鮮食物，或者烈酒，不論是任何時候掠奪而來，而且可以愉悅為目的，除非在資源短缺下，以所有人利益著想，經投票決定節衣縮食，令它們成為了必須品。
18 世紀初，惡名昭彰的海盜 Bartholomew Roberts 經民主選舉當上船長，與船員議定的海盜團約章共 11 項條文，以上為其中首項。
依據我們的文化想像，海盜要不是生性浪漫、狂放不羈，便肯定是無法無天、嗜血成性，很少人認為海盜處事嚴謹、紀律嚴明。經濟學家 Peter Leeson 卻提出異議，他形容 18 世紀海盜普遍實行類似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每名船員加入都必先簽署約章，船長按照約章以民主選舉產生，重大事務以公投表決，其民主狀態比當今很多國家還要理想。
海盜約章的誕生
試認真想想，昔日的海上生活，並不如時下電影或動畫描繪般多姿多彩，實際上是枯燥乏味，環境又惡劣，如果沒有嚴明紀律，海盜團很容易爆發混亂；團隊日常要處理大量物流和財政問題，假如陷入無政府狀態，所謂海盜團亦不過是散兵游勇，不足為懼。
Leeson 在論文中指出，18 世紀海盜團通常有 80 至 250 名水手，以掠奪大型商船為主要目標，各成員必須緊密協調才能成事，因此要清楚分配職責，任何自以為是的舉措都可能壞大事。「雖然海盜是罪犯，但他們一如合法的社會組成模式，同樣需要內部和平穩定、設立公共財產、約束掌權者的權力。」
歷史學家 Marcus Rediker 指出，大部分海盜都曾經於商船隊工作，在上司濫用職權下，受盡欺壓甚至虐打，於是離隊而當上海盜，因此對海盜團船長的權力特別敏感，假如無法就權限達成共識，或者出現有罪不罰的不公平裁決，團隊便難以合作，於是乎約束和監督船長權力成為重點，促成了海盜約章的誕生。
1724 年寫成的海盜傳記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 Pirate Captains, Crews, Ships, and Laws 清楚記載，當時多個海盜團都有自己的約章，例如加勒比海盜 George Lowther 的團隊，「他們所有人都商討措施…… 議定好約章，簽署完畢，並以聖經立誓」。Bartholomew Roberts 的海盜團是另一個例子，每次海盜船正式開展新旅程前，所有船員都必先簽署約章，否則便可能要退出船隊。
真．社會契約
Leeson 的分析不止於此，他還嘗試對「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理論提出修正。社會契約是用以解釋，人類何以擺脫無政府的自然生存狀態，有默契下放棄部分個人權利，接受統治者的統治和庇護。
在 17 到 18 世紀之間，著名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都提出過不同版本的社會契約理論，同樣認為個人與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只是虛構的理論概念，這樣的契約在歷史上並非實際存在。進入近代，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同樣堅持，沒有任何現存的社會，有依據契約組成的歷史痕跡。
Leeson 卻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 18 世紀的海盜團約章，正是歷史上實存的社會契約。在弱肉強食世界中，個別海盜難以單打獨鬥生存下來，於是自願與他人組成團隊，在一致共識下商議和簽署共同約章，形成社會和政治權力。
由於海盜團約章只會在每次啟航時生效，旅程結束即解約，因此有效期只有數星期到數年不等，根本不用面對社會後代會否被迫接受約章的問題，能夠確保全體船員同意約章內容。再者，18 世紀海盜團清一色全男班，只得 3 個例外個案，無論這是可幸還是不幸，有後代船員的可能都是微乎其微。
相比之下，我們沒有在國家憲法上簽過字，自出生已經被迫接受憲法的制約，即使美國憲法都不過是 200 多年前由少數人簽署，沒有得到每個社會成員簽字同意，亦算不上實存的社會契約。
你可能會質疑，海盜船上品流複雜，總有些成員是被強徵上船、被迫簽字同意約章內容。Leeson 承認有這樣的可能，但他指出海盜要確保船上秩序穩定，因此會盡量避免強徵船員，以防他們在船上作亂叛變。
如此觀之，海盜雖擾亂地上的合法社會秩序，但他們同時要以約章形式，創建和維繫另一套船上的社會秩序。Leeson 甚至認為，這道實存的社會契約，相較現代「合法」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概念性」社會契約更行之有效，更能體現憲政民主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