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幾年間，我們城市中老店一間接一間倒閉，小店苦苦掙扎求存，民間不時有「光顧老店」的行動，期望力挽狂瀾，擋住歷史洪流。紐約保育人士兼作家 Jeremiah Moss 卻分享經驗指，光顧老店固之然是好事，但這類行動其實無法挽救老店，還可能令我們放過「元兇」。
在 1990 年代，紐約 Bleecker Street 兩旁曾經開滿小店，有數十間獨立書店、性用品店、古董店和著名畫廊，為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社區注入活力，但名牌時裝店 Marc Jacobs 在 2001 年進駐開始，小店林立的風光不再。之後 10 年間，業主開天殺價，有多達 44 間小店倒閉，讓路予名牌及連鎖品牌集團，如今區內有多達 4 分 1 的小店舖空置。
老店骨牌式倒閉，當然不是紐約獨有問題，全球大城市都出現類似現象，香港亦絕不例外。每當老店結業，大家就一窩蜂拍照懷緬，比較積極的，可能是叫大家多多光顧老店，支持小本經營，反對連鎖大財團的壟斷，但這樣可以留住小店了嗎？
自 2007 年起，Jeremiah Moss 投身紐約的社區保育運動，力圖挽救消失中的老店，他以經驗和觀察寫成著作 Vanishing New York: How a Great City Lost Its Soul，並且經營同名博客。他在 10 月 15 日博客文章 The Trouble with “Shop Local” 中，開宗明義叫大家反思類似「光顧老店」的行動，並為此接受 Vox 記者 Rebecca Jennings 訪問，詳細闡述背後理念。
新自由主義之禍
Moss 強調光顧老店及小店當然值得鼓勵，亦確實可以支援小商戶和社區，但老店不會因為市民多買幾件商品而免於倒閉，因為真正令小商戶撐不過去的，是缺乏監管而沒有節制的自由市場，政府還在政策上向發展商傾斜，提供各類優惠，這才是老店消失的元兇。
這種奉信市場機制、反對政府監管、推行大規模私有化計劃的取向，被學界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紐約市政府自 1970 年代起，便採取這套策略解決財政危機，正如香港政府把公營商場大規模私有化，紐約政府同樣有類似的私有化舉措。政府運作仿如企業，傾向大財團利益，把原先運用在弱勢社群的公帑，以不同的稅務減免或獎勵措施令發展商受益。
這套政治經濟邏輯，由前紐約市長 Ed Koch 開始推行，美國總統列根跟隨以此為國策，加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奉之為圭臬，令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蔚為成風。這種政策改變城市原貌，導致舊區租金上升，低收入居民和老商店被趕走後，由高收入人士遷入，形成舊區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成為紐約、香港等國際城市普遍存在的問題。
Moss 指出，在老店消失後，取而代之的大型商場商戶，其實難以取代原來的老店。因為商場租約年期非常短暫，很多約莫只有 1 年，令小店沒有足夠時間與社區建立緊密聯繫，結果更難以立足，原來的社區網絡瓦解後，很難以商場商戶修補。
不應把責任轉移在個人身上
職是之故，小商戶無法生存的癥結，不在於我們光顧多少，在於政府放寬監管，容讓業主以自由市場為由，大條道理任意加租而不受約束，但 Moss 批評這種「自由市場」其實並不自由，因為政府同時會利用徵地，奪去市民的私有財產，轉交予發展商，所謂「自由」是自打嘴巴。譬如香港亦有公營機構市區重建局，專責舊區重建，所得地皮大部分都成為發展商地產項目，俗稱「囍帖街」的發展爭議是其中一例。
Moss 觀察發現，在紐約肆意加租趕絕小商戶，通常都是新一代的大業主，杜林普女婿的庫什納家族（Kushners）是其中之一，透過對沖基金致富後進軍地產，購入大批物業後把居民和小店趕走。
假如我們只是呼籲大家多光顧老店，而不多提老店消失的幕後兇手，其實變相轉移視線，把責任歸咎於小市民個人身上，彷彿一切都是我們未有光顧老店之過：「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多到樓下的老店購物，他們或者能夠生存下來。」
事實是，你個人的消費決定救不了老店，把個人消費因素放得無限大，最終導致市民難以集體行動，沒有把矛頭指向政府。大家最終只會各家自掃門前雪，淪為純粹的消費者，而不是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就正如戴卓爾夫人的名言：「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
Moss 認為，當務之急在於再次團結眾人，互相連繫，當政府和政客呼籲大家多多支持老店和小店時，我們亦必須抗衡這套保育論述，重申政府在其中的責任。政府徵收土地的公權力，至少應該是用於公共事務，興辦醫院或學校，而不是把土地讓予私人發展商，興建大型豪宅。
老店消失大多是政策所造成，而不是自然或意外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