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批民眾早前於倫敦上街遊行，要求政府舉行第二次脫歐公投。主辦團體聲稱，抗議活動超過 100 萬人參加，呼籲國會議員正視民意。不少媒體忙著把它寫成文翠珊倒台徵兆，「經濟學人」卻以英國大型示威增加作分析，指無論屬於疑歐、親歐、左翼或極右陣營，都把政治從議會丟回街頭，民主呈現倒退的跡象。
在 18 世紀及 19 世紀初期，英國乃是遊行人士之地，人們談起政治，像流氓多於紳士。暴徒以搶掠反對天主教徒及琴酒稅，示威者藉遊行支持廢除「穀物法」及延伸投票權。直至 1928 年，英國婦女投票的限制被解除，政治風氣方有所改變。大型抗議愈漸減少，勞資衝突亦使公眾疏離。抗議專業戶流連於一個個小型會議，淪為大眾笑柄。
但在貝理雅的第二任期，情況開始有變。先在 2002 年逾 40 萬人上街抗議禁獵狐令，翌年再有 75 萬人反對伊拉克戰爭。這些示威，部分是因群眾有感於政治被專業政治階層接管所致。當國民在政治進程的正式參與度跌至最低點，便是遊行回歸之時。2001 年投票率僅得 59.4%，屬推行普選制後的最低水平，加上政黨成員比例大幅少於 50 及 60 年代，兩者均成為有力論據。
「經濟學人」分析，英國最近這股遊行回歸的現象，由 3 件事推波助瀾，脫歐固然是其中之一。當初英府決定舉行公投，釋放了「人民意志」這股動盪力量。但比數相差不遠的投票結果，令留歐派以為喊得足夠響亮便能將其推翻，亦令脫歐派把重新投票視為侮辱。而首相文翠珊的連番失誤，加劇了在代議制與直接民主之間可能存在的一切矛盾。
另一股推動遊行重現的力量，與工黨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冒起有關。極左派向來蔑視「資產階級民主」，他們最大的爭辯是應該直接無視國會，還是視之為較廣泛鬥爭中的一條前線，郝爾彬一派選了後者。影子首相麥祖恩（John McDonnell）便曾宣稱，「議會民主對我們行不通，選舉也不為我們服務」，並主張和工會及社區組織合作推翻政府。郝爾彬一派還希望將國會議員降級，從地方「代表」變成純粹的「代理」，要求他們必須實現人民（亦即社運人士）的意志。
第三股力量則是社交媒體的興起。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曾經批評，群眾「衝動、煩躁、無法推論、缺乏對批判精神的判斷、誇大情緒」，並貶低一般文明的公民，指他們「孤立時或是受過教養的個體，但在群眾當中，則是個野蠻人」。這些形容正符合虛擬網絡群眾。互聯網說服部分文明民眾採取暴民行為、以辱罵的言詞轟炸敵人，並擁護更加極端的觀點。
「經濟學人」指出，遊行的回歸帶來對群眾的恐懼。屬脫歐派的前保守黨領袖施志安（Iain Duncan Smith）警告，「若不兌現脫歐公投，將有不良影響」，外界不清楚這是分析還是恐嚇；麥祖恩反覆利用 18 世紀的威脅手段滋養暴徒，包括前年大選後慫恿 100 萬人「上街」，迫政府再行大選；日前一名「黃背心」男子騷擾反脫歐議員，先是迫使法官休庭，再聯同其他示威者闖入檢察總長辦公室。
英國的政治逐漸走回街頭，國會在過去數週亦自顧不暇。官員批評下議院議長持有偏見、議員陷入罵戰、多名大臣對政府投反對票。但「經濟學人」提醒，在這個英國政界史上最低迷時刻，應想起國會過去如何盡其力量，以討論和審議形政治，取代了煽動形政治。儘管一些抗議活動有時能促進民主，但大多數政治仍在議會之中，而非大街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