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21 世紀，基本上整個文明世界都視人權自由為普世價值，而酷刑一直被視為違反人權的嚴重罪行，聯合國自 1984 年起，便共有 146 個國家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締約國。可是，即使世人普遍認同酷刑是野蠻行為，在一些發達地區，酷刑依然存在。9 月 19 日，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調查報告，譴責香港警察扣留期間毒打和酷刑對待被捕人士。近年，便有不少研究，嘗試分析為甚麼在文明年代，執法者還會以嚴刑拷問疑犯。
美國 Bates College 的政治學助理教授 William d’ Ambruoso，歸納不同文獻後指出，酷刑其實不單侵犯人權，而且更反理性和不合效益。首先，嚴刑拷問的目的本來是要套取情報，但很多時酷刑受害者會為了脫身而胡亂交出假情報，最後影響情報接收。另外，酷刑會引發敵方陣營的悲情效應，鼓動更多人加入他們的行動；如果處於戰爭狀態，酷刑就令敵方更害怕投降，令戰事拖得更長，美國反恐戰爭就是一個失敗例子。酷刑很多時也與一些重大國策背道而馳，例如美國反恐戰爭的 Hearts and Minds Campaign 本希望令政府建立道德高地，得到當地的人民支持，但酷刑醜聞就令相關努力付諸東流。
William d’ Ambruoso 認為，即使違反理性和道德，執法者依然選擇嚴刑拷問，是出於兩種扭曲的心理效應。他分析大量美國政府高層的公開演說後，發現過往各大組織鋪天蓋地的反酷刑運動，反過來令執法者誤以為酷刑是有效的方法。William d’ Ambruoso 指出，在國際關係中，由木馬屠城的故事，到俾斯麥和希特拉的成功，再到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盛行，都令政客有種錯誤的認知，以為不擇手段會更易成功：一些道德規範，會令人縛手縛腳；要成功，就要跳出思維限制，勇於犯禁。他舉例指，30 年代日本政府認為 1925 年「日內瓦議定」取締生化武器，是證明了生化武器威力驚人，於是他們更著力發展。他又引述美國前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的說法，恐怖分子無法無天，令他們處於優勢，美國要佔上風，就要用上一切手段。
更可怕的是，一些執法者施虐時，會得到英雄感。William d’ Ambruoso 分析一些美國軍官講話後，發現他們支持酷刑，是基於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劇英雄主義心態。他們認為自己是國家義士，願意自己背上污名，行必要之惡，為國家謀求更大幸福。這種扭曲的使命感、英雄感，難以從一般合法的審訊方法中獲得。他引述前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有關酷刑指控的講話：「有時你要做艱難的決定…… 我已履行了保護美國人民的使命。」（You have to make the tough decisions… I’ve done what it takes to do my duty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有其他研究也得出與 William d’ Ambruoso 研究相近的結果，例如維珍尼亞大學助理教授 Rachel Wahl 於 2017 年出版的著作 Just Violence。Rachel Wahl 訪問大量印度的前線警察，理解他們對於正義和社會的想像。他們認為正義，就是要令到犯人得到懲罰，犯人能否得到公平待遇是很次要的考慮。警察會把不同類型的罪犯分類，認為他們的權利有所差異，若果警察殺死恐怖分子也沒有問題。於是，很多警察順理成章覺得，對於重犯施以酷刑是在彰顯正義。
Rachel Wahl 觀察不少警察對正義的想像，與人權理念相違背，例如他們眼中的權利是有等差的，而人權的理念就是無等差，這種現象不單局限於印度。她指出，要進一步杜絕酷刑，不單要制度改革，更要從對正義和社會想像出發，移風易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