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接受警察在缺乏法律依據下，恣意進入自己的屋苑，也許等於認同個人財產可以被他人侵佔。但在資本主義自由社會中，個人財產應得保障的意義，遠超於財產損失的問題。兩大著名經濟學家 Gerald P. O’Driscoll Jr. 及 Lee Hoskins，早於 2003 年發表文章，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保障私產，對經濟、自由及法制的重要性。
兩人指出，繁榮與貧困之間的區別，在於財產。當私有財產權獲明確界定及執行時，國家就會繁榮。以芬蘭及愛沙尼亞為例，兩個既為鄰國、擁有共同的語言根源，文化相似且價值觀接近。1930 年代，兩國人民生活水平接近。但在 2000 年，芬蘭的人均收入，是愛沙尼亞的 2.5 至 7 倍以上。二人認為，問題即在於共產黨統治愛沙尼亞的 50 年，造成兩國如此收入差距。同樣，東西德兩個資源、教育、文化、語言、宗教、歷史及地理相同的國家，兩者的生活水平、收入差距均相去甚遠。
文章引用兩位經濟學家 Richard Roll 及 John Talbott 的研究，指出有 9 種制度的變量，影響 8 成以上的人均收入國際變化，當中以產權（+）及黑市活動（-）至為重要。文章以經濟自由指數（Heritag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的腐敗（corruption）與 Roll 及 Talbott 指出的黑市因素掛上等號，認為一旦腐敗變得根深蒂固，便難以消除。
另外兩名學者 Alejandro Chafuen 及 Eugenio Guzmán 的分析便提到，「在政治腐敗的社會中，開創及能否持續經營企業，不由規例決定，而是由官僚政治決定。當人治代替法治，腐敗程度便愈大，財產權保障就愈不安全。人們必然期望，私產的安全，與腐敗程度呈負關係（Nagtive correlation）。」
保障私人財產，彷彿只是坐擁財富的人，才需要關心的事。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否定這種說法。
私有財產制度是最重要的自由保證，不僅對擁有財產的人如是，對沒有財產的人亦然。因為生產方法（means of production）的控制權，由許多獨立行事的人分擔，故沒有人能擁有對他人的完全控制權。是以我們作為個體，可以自主。不論出於「社會」或獨裁的名義，假如方法全由隻手掌握，那麼行使這種控制權的人，便擁有對人們的完全控制權。
事實上，產權的概念形起，更早於民族觀念，乃由遠古的習俗及傳統發展起來。研究俄羅斯歷史的學者 Richard Pipe 在「財產與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一書中，概述自原始時代到國家興起的財產制度演變，指「在大多數國家，財產是以佔有方式存在。財產所有權的證明，並非基於合法文件，而是基於長期使用權，即以風俗慣例認定的所有權。」直至國家出現，財產所有方法才變成制度。由此可見，財產權實由人性自然衍生的概念，先於法律保障。
Pipe 認為，法律給予個人的最重要保護，是財產免受國家侵害的保護。從人權角度而言，保障私人財產「成為保障自由的政治及法律制度興起的關鍵」。文章引用英國哲學家 John Locke 的見解，指勞動是私有財產的基礎，因為這是人們維持生活的基本方法。武力與欺詐，是罪犯試圖奪取他人勞動成果的兩種基本方法。由於人類不勞動就不能生存，故強行剝奪另一個人的勞動成果 —— 私有財產 —— 等於侵犯一個人的基本自我保護權利。
若法治薄弱，無法保護一般民眾的財產權，有財有勢者仍會致力保護自己的財產。二人以當年南美洲大多數國家為例，指一般委內瑞拉人不能擁有財產，故只可以在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山丘上建棚屋居住。但同時，精英階層卻住在設有路障的別墅中。可見缺乏對私產的法律保障，窒礙了當地財產及資本主義的民主化發展。二人認為，缺乏財產權保障，是造成腐敗的原因，而解決方式就是建立私產保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