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捐身家」的富豪，自然想到巴菲特及蓋茨兩位。「福布斯」雜誌列出本年十大捐贈者，榜首卻非上述兩人之一，而是在今年 3 月，宣佈捐出價值 76 億美元公司股份作慈善用途，威普羅（Wipro）軟件公司的董事長，「印度 IT 大王」普萊姆基（Azim Premji）。普萊姆基的慷慨固然令印度企業界為之震撼，但這是否代表印度慈善事業取得長足發展？
媒體「印度發展評論（IDR）」聯合創辦人兼 CEO Smarinita Shetty 在本年 4 月撰文，指多年來印度的慈善捐贈數字節節上升，但其實都是靠普萊姆基一人支撐。
據胡潤印度富豪榜（Hurun India Rich List）數字顯示，2018 年財富超過 100 億盧比（約 1.4 億美元）的印度富豪人數達 831 人，比往年增加 35%，更是 2016 年的一倍；其平均財富則約為 590 億盧比（約 8.2 億美元）。然而，同年胡潤印度慈善榜（Hurun Indian Philanthropy List）上，12 個月內捐贈超過 1 億盧比（約 140 萬美元）的印度富豪，卻只有 38 人。
Shetty 以印度首富安巴尼（Mukesh Ambani）為例，指其連續第 7 年榮登富豪榜，卻在 2018 年方首次名列慈善榜。此外，捐款超過 1,000 萬盧比（約 14 萬美元）的印度人數目，雖然從 2016 年的 27 人上升至 2018 年的 39 人，實際上平均捐款額卻由 8,600 萬盧比（約 120 萬美元），跌至 4,000 萬（約 56 萬美元）。
反觀連同本年 3 月的捐贈，普萊姆基至今的捐款總額已達到 210 億美元。Shetty 亦根據普萊姆基在 2013 至 2015 三年間胡潤慈善榜收錄的捐款數字，皆佔整體過半以上，點出普萊姆基對印度慈善事業的貢獻。但同時，數據所描繪的情況，與人們普遍認為人民愈富有會變得愈慷慨的想法，大相徑庭。
當然，胡潤印度慈善榜只包含達一定捐贈額的大慈善家數字，而由個人聚沙成塔的小額捐款，亦是慈善事業不可或缺的一環。Shetty 認為，有關印度慈善事業的討論及媒體關注，幾乎都只集中在超級富豪與企業社會責任上；不過前者並不熱衷捐贈，後者則仍處於沿法律規定，逐步增長的階段。
在印度，個人捐款同樣不太理想的情況，或可見於慈善救助基金會 （Charities Aid Foundation）的報告。據組織每年發佈的世界捐贈指數，2017 年印度曾在 144 個國家中排行 124 名，為近 5 年最差表現。今年發表的報告裡，印度則在 128 個國家中排名 82。即使與所有南亞國家相比，印度亦一直處於最底。至於榜首的美國，個人捐款每年其實已佔去整體捐款數字高達 7 成，足見個人捐款的重要性。
印度國家樣本測量組織（NSSO）在 2014 至 2015 年間進行的研究便發現，農村印度人會將每月人均支出的 9% 用於宗教事務，城市人口則為 5.7%，兩者用於宗教上的金錢總額，甚至高於花費在污水處理、衛生設施之類的基本服務。
在印度，個人捐款一個關鍵障礙，是如何提高人們的捐贈意識。慈善雜誌「聯盟（Alliance Magazine）」編輯 Caroline Hartnell 曾在 2017 年指出，印度很大程度上仍是不平等社會，富裕家庭更願意把財富傳給下一代。印度慈善信託基金 GiveIndia 前總裁 Sandeep Aggarwal 則表示，這並不意味印度人不願捐獻：「我們付出很多，但若找一個典型家庭來看，他們會把很多東西都獻給天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