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會聽到「國際刑警」這個組織，最近一次大新聞是日本政府希望藉其協助，緝拿日產汽車前董事長戈恩。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亦曾有網民發起去信國際刑警，要求介入調查香港警察。然而，有別於電影裡的英明形象，國際安全專家 Edward Lemon 去年在政治學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撰文警告，國際刑警或已淪為獨裁者的跨國爪牙。
根據 Lemon 的說法，其實早在 19 世紀，歐洲各國已經發展出一些平台，共同應對治安問題，當中很多都有獨裁主義的色彩，目的是鎮壓無政府主義者和革命軍的活動。例如，1898 年奧地利伊利沙伯皇后（Empress Elisabeth of Austria）在日內瓦被一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行刺後，21 個國家的代表在羅馬舉行國際反無政府主義者會議（The International Anti-Anarchist Conference）。作為第一次有關公共安全議題的大型國際合作，很多人把這次會議視為後來國際刑警組織的起源。而到 1914 年，24 個國家的代表在摩納哥公國舉行第一次國際刑事警察會議（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ngress），討論引渡逃犯、處理跨境罪行和交流最新的查案技術，成為國際刑警的雛形。
1923 年，國際刑警在維也納正式成立，初時有 15 個成員國，名為國際刑事警察委員會（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mmission）。二戰時，國際刑警一度被納粹德國控制，1938 至 1945 年間皆由納粹黨人出任主席一職，例如蓋世太保首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戰後，國際刑警希望洗脫污名，在 1946 年把總部搬到法國巴黎，再於 1956 年更名為國際刑事警察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mmission, Interpol），並修訂憲章，例如第二條訂明組織會堅守「國際人權宣言」的精神，第三條就嚴禁組織參與或干預政治、軍事和宗教活動。現時，國際刑警共有 194 個成員國，總部在法國里昂，員工數目接近 900 人。
可是，國際刑警即使經過戰後改革，依然名聲不佳，主因是運作很不透明，也缺乏外部監管和內部的問責精神。2007 年，環球智庫 One World Trust 發表「全球問責性報告（Global Accountability Report）」，在報告中，國際刑警有關組織的問責性和透明度都在一眾國際機構中名列最低，比非洲聯盟更低。而在近十年，獨裁國家利用國際刑警狙擊政敵的情況愈來愈猖獗，他們主要利用兩種工具：紅色通緝令（Red Notice）和擴散通報（diffusion notice）。紅色通緝令是指令成員國找出並扣留被通緝的人士，以作引渡和進行法律審判，每份紅色通緝令都要經秘書處審視，確保申請國已提供足夠資訊，以及該次申請並非出於政治原因，再由國家中心局（National Central Bureau）知會各成員國。部分成員國也可以發出擴散通報，跟紅色通緝令不同，成員國可以不經秘書處把關，直接透過共享的網絡系統，向個別成員國發出通報。
在 2002 年，各成員國共發出了 7,500 則擴散通報，但到 2017 年，數字躍升到 50,530 則。紅色通緝令的數字同樣急升，2002 年只有 1,277 則，而 2017 年就有 13,048 則，當中很多通緝令被獨裁國家濫用。塔吉克（Tajikistan）佔全球人口僅 0.12%，卻發出了國際刑警 2.3% 的紅色通緝令，包括針對反對派首領 Muhiddin Kabiri。俄羅斯也多次濫用國際刑警追捕反對派人士，例如活躍於反貪議題的 Nikita Kulachenkov。在俄投資多年的美國商人 Bill Browder，亦因為揭發俄國官員貪污問題而被追捕。
這些獨裁國家可以在國際刑警組織為所欲為，部分原因是財雄勢大，單是阿聯酋在 2017 年就捐了 5,400 萬美元給國際刑警。而中俄崛起，也挑戰了國際刑警本來的秩序。在 2016 年到 2018 年，國際刑警主席一職落在中國前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身上，孟宏偉後來成為習近平打貪對象而「被請辭」。中俄本來打算推舉俄羅斯的 Alexander Prokopchuk 接任，雖然在美國及其盟友強烈反對下，主席一職由南韓的金鍾陽出任，但俄羅斯也大可藉著各種司法手段濫用國際刑警，包括偽造反對派人士的犯罪紀錄，例如 Kulachenkov 就被指偷了一件市值2 歐元的藝術品。即使這些獨裁國家不能成功抓捕反對派人士，也足以令他們有諸多就業、旅遊、開戶上的不便，而很多時，受害者連被自己被通緝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