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 1960 年代獨立，逐步由中轉港口發展成世界十大富裕經濟體之一。長年的穩定繁榮，促成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其家長式威權資本主義更成為所謂「新加坡模式」，與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分庭抗禮。然而新加坡近年社會結構問題頻生，面對貧窮人口上升、失業趨勢擴大、組屋價格波動等等挑戰，政府不是回應有限便是打壓滅聲，統治資本已受動搖。「日經亞洲評論」近月一篇專題報道，就指出新加坡表面風光之下的種種弊端。
以人均收入計，獅城現時排行全球第九，堪稱富裕國家，然而近 600 萬人口之中，貧窮人口佔 25 萬，按官方估計，底層 20% 居民每月開支超出收入 335 元新幣（約 1,800 港元）；同一時間，當地生活成本不斷上漲，水費自 2017 年起上調 3 成，醫療費 5 年內增加 1 成。組屋市場先是過熱，後來變成負資產計時炸彈，加上國際貿易受挫和結構性經濟問題（例如人口老化），新加坡 2019 年增長放緩至近 10 年最低水平。前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首席經濟師楊南強（Yeoh Lam Keong）表示，新加坡情況好比壯年時在菲律賓工作，老後卻在倫敦退休，以經濟繁榮換取社會穩定的獅城模式已經出現裂縫。
經濟放緩連同科技發達又掀起失業潮，新加坡近年失業人口之中，7 成屬於傳統中產職業 —— 所謂「PMET」：專業人士、經理、行政人員和技術人員，5 成擁有大學學位，而 40 歲以上群組佔其中 7 成， 50 歲以上求職者僅有一半在半年內重新就職，表示中年中產階級所受衝擊比例最大。另一方面，政府長年大量引入外勞，又被批評搶奪本地人飯碗，尤其是基層。2000 年代獅城移民人口由 75 萬幾乎倍增至 130 萬；截至 2019 年中，新加坡有 350 萬公民、53 萬永久居民以及 170 萬外地勞工和學生及其家屬。新加坡不設失業保險，亦無最低工資，工會亦相當弱勢，基層勞工苦況自不待言。
楊南強認為，新加坡經濟表面風光，事實上暗湧處處，問題起源於 1990 年代政府新自由主義的轉向。此前新加坡在李光耀領導下，採取社會國族主義（socialist nationalism）及家長式威權主義（paternalistic authoritarianism）混合模式，後來方針一轉，高舉自由經濟原則，諸如引入移民勞工、上調公共服務費用、將組屋市場化等屢遭批評的措施，便是由此開始出台。楊南強指，新加坡政府固守過往經驗，篤信拉動經濟即可拉動人民福祉，於是大舉借助外勞，結果加劇本土經濟問題之餘，更觸發當地罕見的示威，帶動本土主義興起。
以往當新加坡處於高速增長階段，即使缺乏失業和退休保障亦不致釀成社會問題。然而如今國家發展高度成熟，經濟面臨結構性放緩，舊時福利已追不上時代需求。楊南強表示，有別於不少富裕國家，新加坡政府財富經常儲備充足，2018 財政年度就錄得 210 億新幣（約 1,111 億港元）盈餘，有足夠彈藥處理社會問題 —— 不過政府未必樂意。日經報道引述多位人民行動黨議員及公務員訪問表示，新加坡政府保守意識形態當道，排斥改革聲音，系統已經「僵化」「鈣化」，失去過往的靈活性，去年政府忽然禁止行人路上使用業已普及的電動滑板車，便是與民情脫節的例子。人民行動黨的社會契約建基於經濟繁榮穩定，以換取新加坡人政治上的服從。究竟新加坡模式還有否吸引力，在即將舉行的大選，將可一窺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