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六十年前的全球化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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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香港紡織業急促發展,不少企業到香港設廠生產;圖為當時南洋紗廠內女工們的工作程況。 圖片來源:Jacoby/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即使沒有武漢肺炎全球化,其實人類由所謂全球化獲得的紅利,十年來已經開始減少。

真正的全球化,早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向歐洲推行馬歇爾計劃開始。5、60 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就是因為美國和歐洲開放市場,讓東亞工廠的紡織品和輕工業品如塑膠花、玩具,幾乎無限量行銷西方。

在冷戰時代,蘇聯貧窮,中國則在毛澤東暴政下維持鎖國。那時的全球化結構簡單,只限於亞洲四小龍成為此當代全球化第一階段的廉價勞工,直到中國在 90 年代之後強勢參與。

但自從千禧年以來,電腦網絡推動的第二階段全球化早已形成,貧富懸殊更為尖銳。

貧富懸殊無法解決,千禧年之後,第三世界湧往西方富裕國家,非法或合法移民驚人增加,包括中國的富二代和高官子女,在中國參與後的全球化所得國家機器紅利,大量掠奪,侵吞為私產,轉移往美國與加拿大。

另一方面,中國取代四小龍,成西方資本的史上最大廉價勞工市場。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5、60 年代冷戰時期那種有建設性的全球化已經變質。

為什麼?「亞洲四小龍」階段的全球化,也令香港大量難民成為小業主,木屋區消失,香港人住進廉租屋和居屋,勤勞打拼,許多成為富豪。

但是那時亞洲四小龍的富裕階級,並沒有想到一有錢就移民,因為「四小龍」的社會制度,並無共產專制的意識形態,南韓的朴正熙、台灣的蔣介石、新加坡的李光耀,雖然維持某種專制,但共同點是強硬反共。他們的反共,目的是要保障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壯大發展,而不是中共毛澤東那一套,要在全球消滅資本主義、實行全民共產赤貧。

四小龍之中,只有台灣略有移民的恐懼,因為一海之隔,隨時會爆發戰爭。香港遂培養了本土社會意識,移民無迫切,直到中國收回香港的「九七危機」。

2015 年,敍利亞伊拉克難民大規模過地中海入侵歐洲,已經是不祥之兆。

但那時七大工業國對「全球化」負面效應之到來,依然麻木失覺,直到武漢肺炎的大爆發。

正當「全球化」已經曲終人散,西方國家的心理尚未 Ready,中國已經在結集國家機器之力,通過快速收購 20 億個口罩,短短一個月之間,顯示了驚人的機動力。

這一點,無論武漢肺炎中國死亡數字最終高於歐美多少,但中國的戰略佈局、機動組織,確實強於遲遲不肯戴口罩的西方。這一點,即使瘟疫有效控制,西方文明仍然面臨極大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