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獨裁國家，無論政府如何貪污舞弊，軍隊如何屠殺人民，貧富如何懸殊，人民連上網的自由都沒有，依然會有一群真心擁戴政府的人。有學者曾經用父權崇拜來解釋背後原因，同時，有學者用為人熟悉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一個本來形容受害者對加害者建立情感聯結的心理現象，來解釋支持者對獨裁者的情意結。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源於 1973 年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宗銀行劫案，兩名悍匪打劫事敗，被警方重重包圍，他們於是挾持了 4 名銀行職員頑抗，歷時 6 天。可是，那幾名人質事後不單沒有憎恨劫匪，還表現同情。事後，精神分析學家 Nils Bejerot 就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形容受害人的心理反應。另一個經典例子是美國報業家族太子女 Patty Hearst，1974 年被激進左翼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綁架後，決定加入對方，最終於 1975 年落網。除了綁架，一些家暴、亂倫、強迫賣淫等案件，施害者和受害者一旦建立緊密關係，受害人就可能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創傷學始祖 Frank Ochberg 解釋了整個心理反應。在案件發生時，受害人會極度恐慌，認為自己大難將至。然後，下一步會經歷幼兒化（infantilisation）的過程，施害者會掌控受害人日常所需，令他們變到像小孩一樣，飲食、說話、如廁，都要得到施害者允許，而施害者微小的善意，例如給予食物，都會被受害人視為極大的恩賜。慢慢地，受害人會忘記自己是被施害者置於險境，反而對他們產生正面的情感，例如認同、服從、同情，甚至愛慕，認為施害者對他們自身生存不可或缺，而這也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令自己掩蓋創傷。
有政治學家就借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從集體心理學角度解釋為何一些人會擁護獨裁政府。例如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博士 Brahim Barhoun 就指出，獨裁者掌管了人們基本的生存需要，例如食水和人身安全，甚至大眾的生殺大權。有些獨裁者會展現出家長式的一面，口裡全是為人民福祉著想，而一些人也會因為這些「恩惠」而慢慢為獨裁者開脫，甚至產生同情、依賴，乃至崇拜的感覺。
Barhoun 和另一位時事分析員 Cord Jefferson 都以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為例，他獨裁統治埃及 30 年，任內被指殘暴鎮壓示威者，但到法院初審那天，大批民眾聚集堅稱他是清白；當得悉穆巴拉克被判處終身監禁，很多人更聲淚俱下；後來他保釋出獄候審，大批民眾又歡呼喝采，彷彿忘記埃及 30 年的貧困與不公是誰一手造成。秘魯政治學家 Alvaro Vargas Llosa 亦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形容查韋斯年代的委內瑞拉，指儘管政府獨裁，而且貪污和毒品問題嚴重，但查韋斯的強人形象令不少人產生依戀。德國政治學家 Andreas Heinemann-Grüder 也指出，一些俄羅斯地方精英也像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政府就像劫匪，而他們就一邊給贖金，一邊對政府予以同情。
渥太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Stephen Brown 在政治學期刊 Democratization 撰文發表研究，他發現這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單止會發生在國民和國家之間，他深入訪問 70 名由西方國家派駐肯雅、馬拉維和盧旺達，處理捐款援助的職員，發現部分人長期生活在獨裁國度，會出現過度識別（over-identification）的情況，明明是監察者，卻會從獨裁者角度思考問題，他們不單會自我感覺良好，更會變得認同當地的獨裁者，甚至為他們說詞，認同他們的管治能穩定社會。
不過，開羅美國大學心理學家 Hani Henry 就認為，除了要解釋獨裁者支持者的心理，還有很多其他文化因素，例如埃及人本來就擁護一些集體主義價值。Jefferson 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分析埃及的時候也指出，其實有些「政府支持者」只是單純收了錢，是政府動員來製造聲勢，心理學分析只是其中一個方向。
